《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以下简称《编写史》），是曾令存的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这部著作写作了十多年的时间，一个人能够用十多年的时间面对一部著作，这个时代好像已经很久远了。因此曾令存很像一个“出土文物”式的学者。我们应该向他表达敬意。《编写史》的出版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相关的一些问题。我的想法大体有这样三点：

第一，文学史编撰的中国与世界。

《编写史》涉及当下影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作。从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讲起，是非常有历史感的。王瑶先生虽然写的是“现代文学史”，但那时的“现代”，也就刚刚过去几年，因此，还是当代人写的“当代文学史”。王瑶先生的“史稿”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王瑶先生仍然不满意，他自嘲说是“唐人选唐诗”而已。在王瑶先生写作《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同时，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了“中国新文学史”的讲授内容：

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

王瑶先生称：“这也正是著者编著教材时的依据和方向。”由此可见，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内容，从学科建立之初就已经被规范了，并成为学术体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对“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讲授的强调，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化”倾向的重要原因。这个强调隐含着鲜明的“排队划线”的诉求和“斗争”气息。

《编写史》第五章“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一瞥（1949—2019）”，是本书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章。这一章讲述了1949—2019年，海外汉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出版情况。这个角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参照。有的研究甚至对我们构成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甚至改变了我们一个时期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面貌。1988年前后的“重写文学史”的发生，与《中国现代小说史》有极大的关系。这本书和“冷战時期”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同时也告知我们，文学的政治化在西方汉学家眼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个时候司马长风对夏志清的“不能以西方文学知识来衡断中国新文学史”的质疑，是非常有力量的。我们对司马长风这个观点的接受，已经超越了“民族共同体”的立场。这一章对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评述，是比较有意思也有问题意识的一章。顾彬是德国影响较大的汉学家。特别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评估的讨论中发表了非常尖锐的观点而受到批评界的关注和讨论。我觉得顾彬的观点不在于他通过肯定现代文学来否定当代文学，而在于他对当代文学的否定本身是缺乏历史感的。对一个没有完成历史化和经典化的文学段落，实施粗暴的讨伐和毁灭性的打击，不仅不客观，而且很不专业。但是，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提出的几个疑问，还是需要我们回答的，比如“什么是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所特有的，什么不是；什么是要紧的，什么又不是”；比如用张贤亮个人对女性的想象否定他的文学才能，这是顾彬的问题还是西方处理文学史的方法问题等。这一章的重要性，就在于，中国文学的经典化包括文学史的写作，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国际语境，这个国际语境已经参与到我们文学经典化和文学史写作的过程中。

《编写史》这本书，在我的视野之内，我觉得涉及很多与中国当代文学史有关的理论和知识。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曾令存在知识准备方面的充分和努力，他求实、务实的精神令我非常钦佩。我们知道，这些年关于文学史的会议和文章都越来越少，这是一个症候性的现象。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当代文学界特别是文学史研究领域，还没有形成较有说服力的、新的构建文学史的理论、方法和思想，因此，那种“重写文学史”的冲动很少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