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视差为起点

如果从1904年京师大学堂国文教师林传甲编写《中国文学史》算起，到2024年，中国人编写文学史已历经整整120年。2024年伊始，北京中间美术馆举办“当代文学史编写的问题、方法与可能性”工作坊，不啻发出一束朝向历史起源的回声，亦是一份及时坦诚的总结，召唤对于文学史编写经验与难题的再度关注。此次工作坊以曾令存教授的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北京出版社2023年版，以下简称《编写史》）出版为契机，由此延伸至文学史编写的相关问题。

曾教授的《编写史》是目前学界最为系统完备的当代文学史编写史研究专著，将70年的当代文学史编写历程划分为4个阶段（1949—1978、1979—1989、1990—2010、2010—2019），并分别以人民性、文学性、多元化和史料化加以概括，虽不乏可讨论之处，但纲举目张，条理清晰，不失为进一步研究的良好基础。《编写史》梳理每一阶段时，皆以代表性文学史著作评介为主轴，提供了史论结合的丰富论述，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必将有所助益。

在《编写史》规范整饬的论述框架内，第五章“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出现引人注目，而并置国内外文学史编写的论述格局，恰好也与举办工作坊的中间美术馆这一空间产生微妙的共振。中间美术馆同期正在举办展览“幽玄之路——光社与20世纪早期摄影的艺术探索”，乍看之下与文学史并无瓜葛，但在观展过程中，我流连于“画意风的全球共振”这一板块，其所钩沉的画意摄影的全球流动脉络，打破了将“画意”径直归于“传统”的刻板印象，更令我不由得联想，在当代文学史编写过程中，相关观念、思潮与方法又勾连出何种全球流动图景？本土与域外之间，又发生着哪些或隐或显的关联互动？

身处当下语境，讨论这一问题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其一，当代文学史编写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这两个课题不算新鲜，但对二者的讨论大多分而治之，关联起来考察的尝试较少。借《编写史》的出版为契机，不妨以内外关联的视角，打开理解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新视角与新可能。其二，近年来全球史热、翻译研究热、世界文学热都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而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变化，都令“冲击—回应”“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道路”等方法论被不断检视，如何更好地认识中国再度成为学术热点。洪子诚教授2022年出版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贺桂梅教授提出的“文明自觉”相关论述都可看作当代文学研究界在此背景下的学术突围，而世界视野也应是未来文学史编写的内在维度。其三，作为如我一般的当代文学史学习者与研究者，并无编写文学史的经验，但却有着面对各种形态文学史的切身体验。置身于世界范围内“制造”出的“文学史超级市场”，应当如何选择与评价？如何在多元标准与多样形态的参照下反观本土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历程与生成逻辑？这大概是年轻一代学人搭建自身知识体系、展开自身研究时必须思考的前提问题。

由此便可引出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即在书写当代中国70余年的文学经验时，域内与域外的立场、视野与方法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文学史编写应当如何处理内外之间的张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内”与“外”，意在力避僵化的二元论立场，并充分认知内与外的各种差异，直面从中产生的迫切而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多重关系的处理，包括时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空间（本土与世界的关系）、权力（知识等级秩序）与差异（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等等。下文将从如何看待海外文学史书写这一问题出发，探问如何在世界视野中书写自身的文学经验。

二、如何看待海外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体制的产物，从欧洲经由日本进入中国①。与它的起源时期一样，当代时段的文学史编写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它深刻参与了当代中国自我建构、自我调整的过程，当代文学史的每一次重写都与大的历史变动有关。与此同时，文学史也是一种通行世界的文学研究方法，包含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对于20世纪初中国最早的一批文学史编写者来说，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将漫长深厚的中国文学传统纳入舶来的文学史书写框架与新的教育体制之中，这是跨越古今中西并朝向现代的一种创造。

西方文学史观念和书写方式带来的冲击与影响不必多说，这在新时期以降更是突出，对此《编写史》有清晰论述，尤其在论及“重写文学史”“再解读”等研究潮流时，第五章更是辟专章“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加以梳理，选取夏志清、司马长风、林曼叔、顾彬、王德威等学者的文学史书写作为案例进行解读，可谓系统翔实。综观之下，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编写史》第二章“‘回归五四’语境中的当代文学史编写（1979—1989）”第二节，便以“几部海外出版的现当代文学史”为题，开篇直言：

在80年代多元共生的新文学话语场态的形成与建构过程中，如果说以“新启蒙”为代表的文化哲学思想在本土知识资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那么再次东渐的西学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这种内外呼应，50—70年代的文学话语形态被推倒重建，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理据，乃至直接成为“重写文学史”的表现形态。在80年代多元共生的新文学话语场态中，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等若干现当代文学史为代表的“海外之声”。②

但显得失衡的是，对“内外呼应”的强调，仅仅落实为两页纸的篇幅，毕竟第五章还要专门论述“海外之声”，许多话题只好按下不表。这是当前研究中常见的处理方式，即融合区域、民族与“海外之声”，这是描绘总体图景时较为方便清晰的操作方式，似乎也被默认为某种成规。但如此“二分”，显然无法将“内外呼应”的历史关联真正落实于纸面。类似的，在历史学科中，中国史与世界史也是相互隔绝的两门学科，中国史不见于世界史的叙述之中。这种内外分开、两个板块的处理方式妨碍了对于本土文学史观念生成的复杂探索，在实际历史进程中，二者并非平行线式的知识条块，而是彼此交织的话语实践。文学史“提純”与“体系化”的过程背离了文学史生成的实际情况。这一道理并不难懂，难点在于如何呈现“内外呼应”的实质性内容。

换句话说，抽象地讲“内外呼应”是容易的，但在文学史编写史的具体书写中，很容易沦为“两张皮”或是“冲击—回应”的复刻版。在深入理解“内外呼应”时，首先需要直面内外的差异，在差异面前进一步明确自身的主体位置。由于文化语境、问题意识、学术积累与意识形态等多重差异，不同学术环境的文学研究之间的理解成本与门槛相当之高，这在欧美汉学的接受上尤其明显，相比起来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就会好很多。季进教授曾对比海外与本土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总结出观念错位、材料错位、方法错位、价值错位等四重差异③。如此视差同样体现于文学史编写实践中。

《编写史》的代序为洪子诚教授与曾令存教授的《关于书稿的通信》。洪教授在信中再次提及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对其所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批评④，指出双方对于“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一部分的评价有显著分歧，这段历史对于局内人来说，仍是“尚待面对的重要的思想、情感问题”⑤，可能还是会反复出现的深层结构与无意识，但对于海外读者来说，这只是中国现当代研究者的专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