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孙犁是杰出的革命文学作家，也是公认的当代散文大家。2023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邀请国内长期关注孙犁并在相关研究领域有突出表现的学界同人，举办了“孙犁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围绕孙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本辑选取其中三篇文章，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杨联芬

一

我曾经用“新京派”这个概念来梳理过当代文学的一种形态的变化。那时候就把孙犁列入其中，原因是他的作品有着厚重的学识和静谧的意象，于民俗和野史中觅得灵思，辞章偶带唐宋文的遗风，又远离说教之气。这些与京派的追求略有相似之处。而20世纪80年代后汪曾祺、张中行等人的复出，也能看到类似痕迹，所以放在一起来讨论彼时涌现的新风，可以发现文学观念的某些变化。

所谓新京派，不过20世纪80年代后文坛对于京派写作的新的呼应而产生的新的知识群落，许多人都是从民国过来者，像汪曾祺、张中行延续了青年时代的文气，文章背后有着“苦雨斋”的痕迹。有的也是从左翼作家中转变过来的，比如端木蕻良、严文井、舒芜等。学界的季羡林、启功、周汝昌、王世襄也属于新京派的一员。更年轻的一代有李长声、止庵、靳飞等，在精神追求与读书趣味上，似乎有相近的特色。但后来在具体的阅读中发现，将孙犁放到新京派的谱系里，似乎存在問题。按照孙犁的看法，自己不属于任何流派，而批评界的谱系划分云云，不过空谈。在《答吴泰昌问》一文中，他说道：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以某一个人形成一个流派的史实很少。即使像李白、杜甫，那样名垂千古的大作家，在当时也没有流派之说。唐诗无流派，而名家辈出，风格多样，诗坛繁荣。散文方面，唐宋八家，也是各自为战，未立门墙。“五四”以后，鲁迅先生及其他几位大作家，在文坛上，都是星斗悬空，风靡一代，也没有听说哪一个曾有流派产生。①

孙犁在此强调的是写作的个性的重要，将写作风格加以格式化认识，大概存在问题。而他的精神状态，与各个时期的潮流都有距离，内在的世界与汪曾祺、张中行是不同的。从大量的言论与小说文本看，他对于周作人与“苦雨斋”的传统是保持警惕状态的，这既受到鲁迅的影响，也是多年经验的总结使然。曾有的战争经历，养成了独思的个性，孙犁本人不图虚名，对于象牙塔只有了解之愿，而无进入之心。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也催出新的文学思潮，那主要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人们厌恶虚假的泛道德主义，自然也怠慢了现代史的另一遗产。孙犁在这个时期，陷入沉思，虽然知识界的反思不无意义，但自己要做的工作，不在他们的世界里。他那时候写了许多关于“文革”记忆的作品，但并没有急于跑到域外的思想中，而是苦苦从革命史内部发现问题，这种状态使他与先锋派有着很大不同，心境也别于复出的京派作家。他对于刘再复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并不都苟同，刘绍棠那样急于创建流派的冲动，在他看来大可不必。倒是对于鲁迅、萧红这样的作家，一直抱有敬意。多年间，他既不在左翼潮流的核心，也非书斋中人，杨联芬说他是“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不是没有道理。

当有人将他的作品归于“荷花淀派”时，孙犁果断地否定了。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派别，影响有限。在繁杂的世界上，自己就是自己，也与许多热闹的流派是毫无关系的。而且在当代作家中，更注意那些来自山野的青年人，以为保持了鲜活的生命感觉，并无都市里的雅士那么悠然。作家者也，如果从田间跑到绅士的世界，锐气就消失了。京派中人的浓浓文气，在孙犁眼中并不都好。那些足上沾着泥土的诗人和小说家，他以为与自己是近的。

二

新京派保持对于书斋式气的敬意，并非没有道理，多年的革命，文坛已经太枯瘦了。他们最大的感受，是文学要安静一些，超功利的审美也未尝不可。汪曾祺、张中行都在借用“苦雨斋”的资源，拓展出各自的新路。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京派的出现，以非激情的儒风代替“文革”遗绪，乃知识界的一种自愿选择。这些作家在辞章上都有古风，思想在六朝与古希腊式的旧迹里，与以往粗俗简陋的文学书写比，是颇有些厚实、博雅之意的。

像汪曾祺的出现，虽然不免带着红色文学的影子，但还是在渐渐脱色之中，内中延续了沈从文的遗风，又夹带了诸多周作人式的趣味。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认为汪曾祺属于京派作家②，这渐渐被许多人所认可。郜元宝在《汪曾祺的两个年代及其他》中就认为，他“‘追求’的方向与周作人就有许多相通之处”③，言外也是强调他与京派的关系。那时候活跃的作者很多，张中行的散文写作也格外引人注意，他其实也继承了京派的某些笔意。止庵在谈及张中行的写作时，肯定了其文章的深切性和独特性：

无论如何张中行是本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散文的一个重头戏，我觉得他最大的也是最独特的贡献还是在他笔下再现了一种就其整体而言已经不复存在的文化氛围，其中无论是人，是事，既是活生生的，又是意味深长的。在这一点上，与他同辈的人虽然也写过一些，但是就逊色得多，原因之一正是张中行是怀人忆旧而不限于怀人忆旧，他有他的道理的底蕴。④

止庵是研究京派的学者和作家，他当然知道张中行的价值在于恢复了“苦雨斋”的某些传统。在讨论周作人时，已经注意到两代人的师承关系，只是对于这种师承存有一定保留看法而已。其实张中行不仅仅暗袭旧京派的笔意，他对于王国维、胡适的思想也是颇多研究的。那些心得使他拒绝俄苏文学传统，也排斥左翼文化运动。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写作，其实是把非左翼的资源作为重要参照的。

对于孙犁来说，这种思潮是历史必然，但也不必急于回答新的挑战，他自己就从左翼文化的得失中，看出自由主义的正与反两面。文学固然是人学，但将人道主义悬空化，也会走向认知的反面。孙犁是厌恶晚清以来的非功利主义，在《买〈王国维遗书〉记》一文，批评王氏走入认知的死地，与现实是隔膜的。周作人的气味，在他眼里不免绅士意味多，虽然自己的读书趣味与他有交叉的地方，但更喜爱鲁迅的传统而非周作人的传统。在给贾平凹散文写序的时候，顺便言及对周作人的印象，评价并不高。他写道：

“五四”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号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他这种闲适，已经与魏晋南北朝的闲适不同。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际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因此，在他晚期的散文里，就出现了那些无聊的、烦琐的，甚至猥亵抄袭的东西。他的这些散文，就情操来说，既不能追踪张岱，也不能望背沈复，甚至比袁枚、李渔还要差一些吧。⑤

而在另一文中，他这样评价沈从文：

还有沈从文，他自有其地位，近有人谈话称，鲁迅之后，就是沈了。尊师自然可以，也不能不顾事实。过犹不及，且有门户之嫌。还有人想把我与沈挂钩，因实在没有渊源，不便攀附，已去信否认。⑥

显然，对于京派传统，他是冷淡的，至于新京派的诸人的写作，注意的不多，除与宗璞有些互动，对于汪曾祺有些印象外，余者都知之甚少。新京派的风头是以远离政治而赢得世人青睐的，那结果是由边缘走向文坛的耀眼处，而孙犁是自愿边缘化，以远世的态度读书、读人。表面看与前者颇为接近，实则心绪与趣味是有别的。我们在他那里可以发现，其笔下的生活，无一不与政治有关，他在远离政治的地方再现了政治对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