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孙犁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12月号。从当时杂志的栏目编排看，《铁木前传》排在小说栏头条位置，标题字号是黑体大号字，十分显豁突出。作品的编排，显示编辑部对这篇作品的肯定和重视。

本来，孙犁最初是将这篇新作送给天津的《新港》杂志的，《新港》没有采用，作者才转给北京的《人民文学》。《新港》拒登孙犁新作的理由是什么？据王林日记透露：“《铁木前传》要在《人民文学》上登载。梁（梁斌——引者注）说他听见秦兆阳向康濯说那个风流女人比肖洛霍夫写的那个女人还好。可是鲍昌和张学新看小说原稿后的印象，只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并认为发表了对老作家孙犁的名声不利。可是它的好处一字未提。今天说要到《人民文学》上发表，张才说那个女人写的是不错。”①看来，在1956年，《新港》编辑不能接受小说中小满儿这样的艺术形象；他们也是出于好心，担心“发表了对老作家孙犁的名声不利”。

《铁木前传》，这部由中国作家创作、可进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的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学新潮流下，就是这样出世的。

一、从人之初探索人性和人际关系的变化

孙犁在《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中坦言：“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②人际关系的新变化，应该发生在作家生活的半径，是近距离的。作家为此苦恼，怎么会回忆起遥远的童年，并以童年作为小说的序曲和尾声？

作家生长在农村，长期生活在农村，熟悉北方农村生活。参加革命后，在革命根据地工作和战斗，活动范围还是在平原和山区。农村的风俗习惯，农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上学读书后接受的新文化，参加革命后对理想的向往，已经烙印在作家心里，培植、塑造了作家的性格。从小娇生惯养、身体孱弱的作家，参加革命后亲身感受到革命团体里的平等和友爱。虽然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但中国农村数千年延续下来的道德秩序基本没变；实际上，因为外敌入侵，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浴血奋战，大公忘私，不怕牺牲，更使传统美德升华。作家就是在民族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从事文学创作，并在创作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作家一直说他喜欢他的抗日小说，与其说是文人爱惜羽毛，不如说是珍惜自己的青春岁月和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历史。在其作品里，作家写过很多与战友在太行山的羊圈背靠背而眠，在山顶养伤受到当地山民的照顾，行军路上同伴帮他拿行李，等等。战争环境里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关系，是作家进城以后，在和平的環境里的参照。

1949年初，孙犁随队开进解放了的天津，参加接管、筹办《天津日报》。刚刚进城时，还是供给制，薪酬是小米。币值改革，干部开始定级别后，他是行政九级，月薪200多元，属于高级干部。虽然职务仅仅是副刊科副科长，但级别比较高，工资加稿费，收入也比较高。当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宣告党的中心工作要从农村转入城市，转入城市就要依靠工人阶级。作为党报的一员，孙犁自觉地、积极地投入新的生活，每天清早就去工厂采访，接触他以前不了解的工厂和工人，不断给报纸写散文和速写。这一批散文小品、生活速写，后来结集为《津门小集》。新生的天津，新社会的气象，每天都引起孙犁的好奇；产业工人对新社会的热爱，普通劳动者的精神面貌、工作积极性，感染了孙犁。这时，他已开始长篇《风云初记》的创作，精神专注，无暇顾及人际关系。1951年，他又以作家的身份参加冯雪峰为团长的访苏代表团，写了6篇访问记。回国后，应邀在电台和学校做报告，忙碌、风光。那么，敏感的孙犁，从什么时候感到人与人的关系已与战争年代不同，从而导致他苦恼呢？

干部定级别，是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后的工作需要，其中的资历比较、职级高低、工作岗位，是对干部队伍的一次考验。孙犁过去的一些同事、战友都分配在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的还在别的省市。过去朝夕与共的战友，由于空间的隔离和工作的忙碌，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能就疏远了。新政权建立，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大变化，城乡二元对立，生活质量差别明显，孙犁进入大城市，有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感到新鲜，一切都不适应。在《两天日记》里，他记述自己和朋友去电影院看电影，因正片开始前要放映新闻简报，简报内容是皖南正在发生水灾，他感到难过：“难过我同他们虽然共过一个长时期的忧患，但是今天我的生活已经提高了，而他们还不能，并且是短时间还不能过到类似我今天的生活。”这种与同胞心连心，将心比心的慈悲，是孙犁从农村进入城市后的苦恼之一。次日，他又在日记上写道：

午后小风。听说郊外草树已绿，约张同志去北站外宁园。园中有小水泊，中有许多游艇，游船与在岸边饮茶的，从服装外表来看，多是昨晚在光明影戏院看《青灯怨》的人们。

不知昨晚，他们有没有和我共同的感受。今天，我很想到那长堤上站一站，吹吹久别的农村原野的风沙。我把那感想同张同志略谈了谈，张同志说：

“你有些观点是不正常的，落后的。玩玩耍耍，滑冰驳船，饮茶谈心，口红糖香，正是生活的正常现象，也就是我们战斗的理想。我们从青年就参加了游击战争的生活，习惯于山峦漠野，号角枪声，勺饮壶浆，行军热炕，其实这都是反常的，都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像眼前这个样子，康乐富强。”③

孙犁虽对朋友的意见唯唯诺诺，但内心深处还是因自己过上了优裕的生活，而皖南灾民还在水深火热中而不安。朋友认为安定、富裕的生活，玩玩耍耍是正常的，孙犁却有疑问。朋友之间对新生活的认知不同，彼此之间的关系自然就发生变化。

还有几件让他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让他苦恼的事是，他写《风云初记》，是随写随在《天津日报》发表的，笔者称为“前店后厂式”的作业法。“一次开会，老邵曾提出，我写的长篇小说，是否不要在报纸连载了，因为占版面太多。我告他，小说就要登完了。他就没有再说什么。”④以孙犁之敏感，他会想，在战争年代，作家诗人都是相互鼓励创作，并向报刊推荐朋友新作，帮助朋友印集子、写评论。朋友去前方了，把稿子交给他，他负责任地帮朋友做这一切，朋友都不知道。现在，自己的创作正在高峰期，正在奔跑，你老邵作为报社领导怎能叫停呢？另有一件事，是他养病期间和一位穷愁潦倒的朋友去天津干部俱乐部遛鸟，这时，曾熟悉的市委文教书记远远看见他们，马上转身远去。多病、敏感的孙犁，这时会想，过去的朋友、同志，看见你病了、倒霉了，一定会走上前来问候一声，现在却因为地位或别的原因，看见还装作没看见，转身走了。这对一个珍惜友情、多愁善感的作家来说，是大刺激！

冀中农村是孙犁创作的基地、灵感的源泉。1953年，他到安国县下乡，呼吸乡野的新鲜空气，酝酿《铁木前传》的创作。在《铁木前传》里，小满儿名叫齐满花，安国下乡的收获，有一篇纪实作品的主人公就叫“齐满花”。不过，纪实的齐满花是军属，是作为正面人物写的，但作为艺术形象，纪实的齐满花也可以说是小满儿作为天使的一面；作为“魔鬼”的小满儿，在《铁木前传》里大放异彩，是全部作品里的“热能”。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农村经历了粮食统购统销、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粮食统购统销，是计划经济的基础，实际上是消灭私有制。这是新社会对农民的第一次“教育”。合作化运动，并不仅仅是改变农业的生产经营模式，而是引导、教育农民走集体主义的道路。《铁木前传》里的黎老东、傅老刚，主要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彼此的“亲家”关系从密变疏，朋友之间的友谊出现裂痕。这个时期的小说作品，从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村歌》、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还有刘绍棠、从维熙一批以合作化为题材的作品，都是为农民走集体主义的道路唱赞歌的。李准的成名作，更是毫不含糊地喝断要走回头路的落后农民，小说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孙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来到农村，正如小说中的“干部”在深夜对小满儿说的，他是“来了解人的”⑤。孙犁以自己心中的问题为导向，观察小说中的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从而为他在解放后所苦恼的问题求解。创作时，他用在安国下乡的新体验，调动自己长期在农村生活的积累，特别是童年的记忆，他的想象力是广阔的、自由的。但是，在回答傅老刚和黎老东的关系变化时，他却搬运自己上高中时学过的初级社会科学知识，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作为标准答案。我曾当面向孙犁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是啊，政治经济学。那时人家要求你这样。”小说第四章写到黎老东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

土地改革以后，黎老东因为是贫农，又是军属，分得了较多较好的地。后来，二儿子在解放战争里牺牲了，领到一笔抚恤粮。天津解放了，在那里做生意的大儿子又捎来一些现款，家里的生活，突然提高了很多。⑥

黎老东财大气粗，开始做起发家致富的美梦，自己要打做一辆马车，驴换成马，准备搞运输赚钱，还计划盖新房。在十二章，富贵骄人的黎老东以逐客的口吻对傅老刚说：“亲家，我过日子越来越细了，你不要笑话我，我要积些钱给六儿他们把房子盖好。我想，你是不争这些的。”接着，他又说了一句伤害傅老刚自尊心的话：“这些日子，就当你们是在老家度荒年吧！”傅老刚是外来户。过去，因为穷朋友的关系，他重新来到黎老东身边，并没有寄人篱下的感受，当听到老朋友这番对他带有施舍、同情的话，小说写道：“最后一句话，十分激怒了傅老刚，他把饭碗一推，立起身来，说：‘亲家，我不是到你这里来逃荒呀！’”小说写道，傅老刚毅然离开了要走个人发家致富道路的黎老东，是农村新生的力量——四儿和青年钻井队接纳了他。两个老朋友的决裂，是两条道路的分野。

孙犁在以小说形式探索人际关系变化时，虽有丰富的农村经验，但却出现概念化、公式化，结论是肤浅的。其中原因，就是盘踞在他心里的社科知識限制了作品中的人物向人性深处开掘。王尔德说：“理智的表情在哪里露头，美，真正的美就在哪里告终。”⑦

小说以童年的回忆开篇，是一种能展示人物情感发展的叙事方法，更是孙犁在精神苦恼时期的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