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9年作为大时代背景的微观侧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特别关注的重要时间点。抗战胜利之后，左翼文艺已然成为最强大的文艺力量，逐渐左右着当时的文艺界。这种所谓的“左右”，就是“决定文学界走向，对文学的状况实施‘规范’”。洪子诚先生对此还有相当精当的概括：“到了40年代后期，更成了左右当时文学局势的文学派别……他们在抗战之后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传播延安文艺整风确立的‘文艺新方向’，并随着政治、军事斗争的展开，促成其在全国范围的推广，以达到理想的文学形态的‘一体化’的实现。”①政治与军事力量带来的文学、文化生态的彻底转换，最终借用的是文学会议这一形式来确认的，这就不得不提及1949年7月2—19日举办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学史称“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对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文学史教科书往往过重强调了解放区文艺与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的“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之场景叙述②，忽略了背后存在的问题和维度，这就是解放区文艺内部存在的历史纠葛。近15年来，黄发有、斯炎伟、王秀涛等学者关注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相关成果揭示了这一文艺会议背后的“复杂性”③。

孙犁作为解放区文学较为重要的作家之一，曾被杨联芬称为“革命文学的‘多余人’”④。他在1946—1949年的境遇和状况到底如何，学界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和丰富文献资料厚度上，是可以进行学理的回溯和反思的。本文主要聚焦于1949年7月前后的时代背景，试图窥探作为个人的孙犁此时遭遇的文学困境。但要真正对这一问题形成比较清晰的历史叙述，还得重新观照1946年延安文学的传播路径，其中之一就是文学选本的编纂与推介。这里，我们先把眼光转向1946年6月出版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

一、《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

《李有才板话》的编选与孙犁的“缺席”

对于中国新文学界来说，1946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随着抗战的胜利进而对包括原有日据沦陷地区的全面接管，作为二战期间民族牺牲最惨重的国家，中国被国际社会承认和接纳，并逐渐担负起重要的国际责任和参与重大国际事务的处理。对中国战时文学、文化的进一步认识，也是西方文化界所期待的，费正清博士建议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文化界代表前往美国讲学。除学界周知的老舍（讲抗战文学）、曹禺（讲抗战戏剧）被邀请之外，延安边区的文艺代表、时为延安大学校长的周扬（讲战时的延安文学）也在被邀请的人物之列。这是西方文化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治理下的延安边区的政治与文化的某种期待。为顺应向西方文化界介绍延安抗战文学成就的要求，边区政府加快了编辑文艺书籍，以作为载体真正呈现其文学成就，这就不得不说到周扬领衔主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和《李有才板话》。

《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分为两辑，第一辑为“小说选”，第二辑为“报告选”（即报告文学作品选）。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第一辑“小说选”，它与孙犁的文学处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编选者们（应该不仅仅是周扬一个人的行为）主要着力于重要短篇小说篇目的“打造”与“精选”，这个选辑内收录的小说为《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孔厥）、《我的两家房东》（康濯）、《卫生组长》（葛洛）、《租佃之间》（束为）、《一天》（丁克辛）、《李勇大摆地雷阵》（邵子南）、《真假李板头》（刘石）、《龙》（韦君宜）、《陕北游击队历史故事》（高朗亭）。这些短篇小说最终选入《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内，说明当时的选辑标准还是相当严格的。可以说，《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延安文学最为重要的短篇小说选本，尽管它是在仓促的时间（1946年3—6月）里编选出来的，但其意义非同小可。康濯追溯周扬主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时，还念念不忘這部选本和郭沫若对他的提携：

我个人尤其永难忘记的，是一九四六年周扬同志编选、出版了一批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带到了当时仍在国民党统治中的上海，郭沫若同志看了那些作品后，立即著文、写信，在先后两次赞扬赵树理等同志的作品之外，也曾赞扬了我的短篇小说《我的两家房东》，说他很喜欢这一篇，称道这一篇可以说达到完善的地步。这当然是过奖过誉，其实那只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习作；同时我也深深认识到，郭老那显然主要是在赞扬党所领导的解放区，赞扬在毛主席文艺思想指引下解放区文艺的成就，是对年青一代的关怀、鼓舞和鞭策。⑤

《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的第一部具有选本学意义的小说集，没有线索能够看出赵树理本人参与了这部选集的编选工作。它收录了《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是当时赵树理最为重要的两部小说。从这里可看出，赵树理在1946年时已经被塑形为解放区文艺的重要体现者，也是当时期待推荐的解放区文艺家之主要对象。

众所周知，周扬因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阻挠，最终并没有获取出国护照，也没得到赴美讲学的机会。从1946年6月抵达上海至8月14日离开上海，这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闲下来，而是积极参与了对准备带出去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李有才板话》这两部文学书籍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大都市的“宣传”。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两部书在当时的上海掀起了阅读浪潮，其中不乏郭沫若和茅盾对这两部选本的引领式阅读。这里抄录一部分郭沫若、茅盾对赵树理小说阅读的文字，以此作为佐证。

郭沫若不仅读了《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还认真读了小说集《李有才板话》。郭沫若手书信函由周扬带回北方（张家口）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我费了一天工夫⑥，一口气把《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和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读了一遍，这是我生平的一大快事！我从不大喜欢读小说，这一次是破例，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作世纪。这样可歌可泣的事实，在解放区必然很丰富，我希望有笔在手的朋友们，尽力把它们记录下来，即使是素材，已经就是杰作。将来集结成巨制时，便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品。我恨我自己陷在另一个天地里，和光明离的太远，但愿在光明中生活的人，不要忘记应该把光明分布到四方。⑦

对于《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郭沫若的读后感是这样表述的：“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⑧对《李有才板话》的阅读感受，他也有这样的叙述：“赵树理是处在自由的环境里，得到了自由的开展。由《小二黑结婚》到《李有才板话》，再到《李家庄的变迁》，作者本身也就像一株树子一样，在欣欣向荣地、不断地成长。赵树理，毫无疑问，已经是一棵大树子。这样的大树子在自由的天地里面，一定会更加长大，更加添多，再隔些年辰会成为参天拔地的大树林子的。作家是这样，作品也会是这样”，“看惯庭园花木的人，毫无疑问，对于这样的作家和作品也会感觉生疏，或甚至厌恶的。这不单纯是文艺的问题，也不单纯是意识的问题，这要干涉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整个发展。口舌之争有时是多余的，有志者请耐心地多读两遍这样的作品，更耐心地再看三五年后的事实吧”⑨。郭沫若还在致陆定一的信札里，表达了对赵树理的评价：“赵树理是值得夸耀的一位新作家。”⑩

茅盾也读了赵树理的小说集《李有才板话》，并记录自己的阅读体验：“由于两种努力的汇合与交互影响，解放区的文艺已经有了新的形式。这两种努力一方面是和广大人民生活且战斗在一起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为要真正服务于人民而毅然决然不以本来弄惯的那一套自满自足，而虚心向人民学习，找寻生动朴素的大众化的表现，另一方面是在民主政权下翻了身的人民大众，他们的创造力被解放而得到新的刺激，他们开始用的‘万古当新’的民间形式，歌颂他们的新生活、表现他们的为真理与正义而斗争的勇敢与决心。《李有才板话》是这样产生的新形式的一种。无疑的，这是标志了向大众化的前进的一步，这也是标志了进向民族形式的一步，虽然我不敢说，这就是民族形式了。”11

对于赵树理这样的晋察冀边区文艺工作者来说，自己的作品能够进入到执文坛牛耳的郭沫若、茅盾的眼中，这对他后来的经典化肯定十分重要。周扬把郭沫若的信函带回北方（张家口）在《人民日报》刊出之后，赵树理还专门写了感谢电报，表达对郭沫若的谢意：“谬承鼓励，信心倍增，今后自当格外自勉，诚如你所云，我们解放区数年来可歌可泣的事迹随处都有，可惜我们都缺乏写作素养，过去由于反扫荡，现在又由于反内战，不仅难以写出完整的作品，只记录素材也不免挂一漏万，先生倘能动员大后方作家来解放区，共同写作广为收罗，以免埋没英烈事迹，群众创造，则更为盼祷欢迎之至。”12正是借助于经典的阅读和塑形，赵树理在1947年8月即被确立为华北解放区文艺写作的方向——“赵树理方向”13。

即使对于孔厥、康濯、葛洛、束为、丁克辛、邵子南、刘石、韦君宜、高朗亭这样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而言，他们能够借助于《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的阅读空间，这对于他们的文艺名气也是很有意义的。这部小说选本的编选过程中，本来就特别强调入选作品的政治意义，正如《编者的话》予以强调的：“这些作品，主要是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东西，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方向在创作上具體实践的成果。在内容上，这些作品反映现实虽然还是非常不够，但他们究竟反映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的生活与新的人物。在形式上，我们也已经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出一种新的风格，民族的、大众的风格，至少是这种风格的萌芽。自然，这些形式也并不是完整的，水平一致的，可以说是各色各样，参差不齐，然而这正是新的伟大的人民文艺的创造过程中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