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部普通文学作品的诞生到文学史上被认可的经典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经典化。文学经典建构的影响因素有很多，除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的空间外，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以及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都是影响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内外部要素①。如果说作为通俗文学的金庸武侠小说经历了从报刊连载到后来的十年修改，提升了作品艺术品格，使其最终得到学界关注肯定，并被精英文化认可的过程是精英经典化的过程。金庸小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步步构建出以金庸小说为主体的武侠IP帝国的过程，则可被视为金庸武侠小说在大众传播时代“再经典”的大众经典化过程。金庸武侠小说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扛鼎之作和当代文学的经典范本，同时，金庸小说一直也是影视界改编的宠儿。这个影视改编“再经典”的过程不仅是结合多种大众传媒手段对经典文本的致敬，而且是借助现代语境和科技手段赋予金庸小说以新的时代意义和价值内涵，进行经典再生产、再激活的过程，其中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都值得我们反思和关注。
一、作家介入与殖民语境下的初代影视改编
通俗小说与电影电视的联姻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火烧红莲寺》《施公案》等一大批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就曾引起轰动，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随着时代的发展，通俗文学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下生产出来的影视作品越来越深入人心。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庸电影以峨嵋公司出品的“粤语片”为主，这是金庸小说电影化的第一代制作。峨嵋公司当时以重金购得当年仍在《香港商报》连载的《射雕英雄传》版权之后，拍成两集粤语长片，自此，金庸小说开始了在华语影坛的改编之路。从1958年到1965年，有7部小说改编成8部电影，分别是《射雕英雄传》《碧血剑》《书剑恩仇录》《神雕侠侣》《鸳鸯刀》《雪山飞狐》和《倚天屠龙记》，其中《倚天屠龙记》分两辑电影，分别是“张瑛版”和“林家声版”。
值得一提的是，峨嵋公司将金庸聘为顾问，参与改拍电影的实际事务。金庸在写武侠小说之前，写过剧本，也执导过多部电影。他写武侠小说是带有编剧思维的，梁羽生曾这样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常用电影手法，……可能因为金庸做过电影导演的缘故，在小说中常有运用电影的手法，……在小说上运用电影手法，这可说是金庸独有的特点。”②因为对当时电影市场粗制滥造和内容不健康现象的关注，以及对作品的严肃态度和社会抱负，金庸在参与电影改编时注入了颇多想法，他提出了包括符合民族传统道德观念、戒除色情描写、打斗不宜过于残酷、不宜宣传迷信、弘扬积极向上的价值观、避免‘诲盗’暗示、颂扬爱情的坚贞和真挚、主张各种族之间的和平相处等8项关于电影改编的原则③。峨眉公司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也十分尊重金庸的意见，对电影改编要求尽量保持小说原貌，导演张瑛曾回忆道：“《倚天屠龙记》之拍成，我是愿以至诚在此感谢原著者提供极多宝贵意见，并向亲力亲为协助我的金庸兄、白燕小姐、杨茜小姐、蔡昌兄和一切参加工作的朋友以再三的谢意。”④正是因为作家的亲自参与和制片公司对小说原著的充分尊重，才使得这个时期的金庸电影改编相较于以后任何时期都表现出更接近作家本意和小说原著的特点，因而也成为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经典。
另一方面，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式统治，人民内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事实上的疏离让港民处于“非中”“非西”⑤的尴尬境地。尽管经历着香港经济的腾飞，但大多数华人经济地位十分低下，他们一方面作为中流砥柱为香港的经济腾飞贡献心力；另一方面，他们又遭受着英国殖民式统治的经济剥削，生活条件也没有得到大的改善。可以说，这种身处殖民地社会的过客心态和对身份认同的迷茫使得广大香港市民精神无处寄托。在此种情境之下，峨眉公司的电影改编突出了小说原著的爱国情怀和对香港社会的现实关照。蒲锋说：“救国图存的民族情绪，对曾经历抗战洗礼的那一辈粤语武侠片导演，完全是意气相投，所以当时的粤语武侠片，也自然地承袭了这种民族情绪及对社会秩序的渴望和诉求。”⑥可见，对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是峨嵋公司时期金庸电影最大的创作主题。
二、香港消费文化影响下的金庸影视剧拍摄
金庸电影改编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邵氏国语片”改编时期。自1967年张彻⑦将《神雕侠侣》改编成电影《独臂刀》后，金庸武侠电影拍摄进入高潮时期，除《越女剑》和《雪山飞狐》，金庸作品都被改编成了国语电影，并广受好评。这一时期拍摄的金庸剧带有强烈的暴力美学特征，电影中武戏场面较多，主要表现人物之间的打斗，电影情节依然遵循原著故事框架，强调侠客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武侠小说成为惩恶扬善的想象空间。再加上1970年代的香港，除了喜欢看戏剧片的老一辈、喜欢看国语片的外省人，还有受欧美文化影响、喜欢看外语片的知识分子阶层和香港青年一代等，种种原因，造成了新电影的风靡一时，给富有画面感和娱乐性的武打片创造了发展机会。但这一时期的电影却质量不高，石琪曾评价这一时期的邵氏电影，“技巧根基比较粗，細节到底过于草率……不少人物造型亦不理想。……并非金庸小说理想的电影化……”⑧张彻也说“我回到邵氏的五年，实在乏善足陈，没有新片种，只徘徊在武侠片与拳脚片之间，流水作业”⑨，可见邵氏金庸电影是存在缺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