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下午和晚上，一向消息灵通的德国《商报》连续发表两篇报道，披露总理朔尔茨计划近期召开一个德国政府内部的“华为峰会”，专门讨论是否和如何限制华为参与德国5G网络建设的问题。

按照《商报》获取的内部消息，这将是一个“袖珍峰会”，参会者只有5人： 总理朔尔茨、经济部长哈贝克、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内政部长南希·费泽和数字与交通部长佛尔克·维辛。

这是典型的德国多党联合政府处理棘手问题的模式。朔尔茨和费泽来自“红色”的社会民主党，哈贝克和贝尔伯克代表绿党，维辛是自由民主党人士，代表“黄党”单刀赴会。

看来总理朔尔茨为了凝聚三党共识，准备再次开启“交通灯联合政府”内的大佬磋商机制，以缓解来自欧盟委员会、反对党、舆论界和运营商的压力。

三派之争

自2019年遭到美国封杀以来，华为在欧洲也卷入了地缘政治的漩涡。作为美国的盟友，欧洲的许多政治家、意见领袖和舆论人士都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华盛顿关于华为的叙事，开始把华为视为“不可信赖的，带有安全隐患的供应商”。

然而，西方并不是铁板一块，德国内部也是如此。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在对待华为的态度上，当下的德国政府内部是分裂的，内阁成员之间，即使来自同一个党，也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以对华为接受或容忍的程度为标准，政府成员们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彻底封杀派”“强力限制派”和“依法使用派”。前者激进，中者谨慎，后者务实，各有特色。

来自绿党的经济部长哈贝克和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就属于前者。他们认为把华为留在5G网络里面无异于“养虎为患”，给德国的网络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主张将华为设备彻底清除出去。

“强力限制派”的代表人物是费泽。费泽领导的内政部主管网络安全事务，按照德国新《电信法》，她是网络安全事务的牵头人。所谓牵头就是拿出方案，协调各部门的意见后报总理主持的内阁会议批准。

去年3月，费泽启动了对华为风险的“审核”。她手下的内务部官员们要求德国电信市场上的三大运营商德意志电信、沃达丰和西班牙电信将华为在德国5G基础设施中的存在降到最低限度。

6个月后，也就是2023年9月，内政部的审核结果曝光，华为被定义为“高风险”的供货商。对华为实施大幅度的限制成为内政部建议的基调，而且这个基调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公开的信息表明，“强力限制”的核心有三个要点： 1. 5G核心网内华为设备“归零”； 2. 华为在无线接入网（RAN）和传输网设备中的份额限定在25%以下； 3. 首都地区柏林，原首都地区波恩，德国经济重镇如汉堡、鲁尔区和慕尼黑以及其他军事敏感地区华为设备“归零”。

按照内政部的设想，这两个“归零”和一个“25%”的政策要在2026年1月1日起生效。如果这个方案被内阁会议接受并通过，则意味着华为在德国市场和欧洲的地位遭受重创。

但德国政府内还有一个第三派，这就是以维辛为代表的务实派，主张德国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大胆继续使用华为的设备，确保德国移动通信从4G到5G顺利转型升级。

维辛领导的“联邦数字与交通部”，全权负责5G通信基础设施的建造和推出，属于专业主管部门。德国的5G如何建设，如何运营，如何覆盖，以什么速度向前推进，这些都是维辛的管辖范围。

维辛的新闻发言人曾毫不掩饰地批评“两个归零”和限额25%政策多余，认为德国和欧盟现存的信息安全工具足以保证德国5G网络的安全。

维辛的新闻发言人曾毫不掩饰地批评“两个归零”和限额25%政策多余，认为德国和欧盟现存的信息安全工具足以保证德国5G网络的安全。

虽然维辛的自由民主党一向对所谓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持批评态度，但不反对华为参与德国的5G建设，担心如果强力要求运营商将华为设备移出自己的网络系统或禁止他们升级使用新的华为设备，德国5G服务的全面推出将不可避免地被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