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3日，卡夫卡在肺结核病中离开了世界。

100年后，这位希望自己不要继续被阅读的作家，却仍然被我们阅读着。

值卡夫卡逝世100周年之际，中信出版社·春潮Nov+出版了《卡夫卡的卡夫卡：弗朗茨·卡夫卡的163幅画作手稿》，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卡夫卡研究专家曾艳兵联合青年学者曾意进行翻译。

卡夫卡书写20世纪的悖谬，而他自己就是一个悖论。“死去元知万事空”，卡夫卡生前留下遗嘱希望遗稿全数焚毁，但他不仅作为作家继续被人阅读了100年，而且影响了这100年来的文学、哲学、法学、神学、政治学研究。短暂的一生里，面对着20世纪的权力与崩塌、荒诞与尴尬，卡夫卡似乎总是处在一种焦虑和惊恐中。他试图通过写作对这个世界发出他的警告，如今我们能够看到，他是如何准确地预言了我们的時代。

“卡夫卡是这个世界的重要特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21世纪，我们要怎样解读卡夫卡？

以下是南风窗与曾艳兵教授的对话。

画家卡夫卡

南风窗：为什么这次，我们选择从“作为画家的卡夫卡”这一面来接近卡夫卡？你是在什么时候、借助什么契机，开始研究作为画家的卡夫卡的？

曾艳兵：卡夫卡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早就被人熟知，但是作为一个画家，人们对他了解还不够。但我们知道卡夫卡是喜欢画的，我们在各种传记里都能看到，他练习画画，参加绘画的学习班和艺术沙龙，与艺术家往来。跟他的手稿一起，最后卡夫卡也留下了大量的画作。

我们知道，卡夫卡生前的好友马克斯·布罗德保管了卡夫卡的遗稿，1968年布罗德去世后，他的秘书霍夫开始陆续出售部分遗产，这期间也有出版商找到霍夫，商议出版卡夫卡画作事宜，但霍夫的要价让出版商望而却步。因此，卡夫卡的画作始终秘不示人。2008年以色列国家图书馆作为原告，要求获得卡夫卡文学遗产的所有权。于是，一场耗时将近10年的官司开始了，最终打到了以色列最高法院。2016年8月7日原告胜诉，这桩官司引起国际轰动。2019年7月15日，卡夫卡的手稿与画作从苏黎世被转移到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国家文化遗产”，卡夫卡的遗稿不再封存，对公众开放。卡夫卡遗产中最后一个未知部分终于可以公开了，这就是他的画作。

中信出版社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觉得有出版这些画作的必要，去年是卡夫卡诞辰140周年，今年是卡夫卡逝世100周年，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能够在这个时机把卡夫卡的遗产继续介绍给中国读者，应当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南风窗：卡夫卡画作的风格和方法是如何形成的？他的画作与他的写作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曾艳兵：卡夫卡出生于1883年7月3日，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欧洲的艺术热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特别是绘画艺术。绘画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实现代主义这些思潮和流派首先都是从绘画过来的。现代性这个概念，追根溯源，其实来自波德莱尔对法国几个画家的评论，所以绘画和文学本身就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当时欧洲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印象派等等很多画派，包括东方的艺术，比如日本的版画，对卡夫卡产生了深刻影响。

卡夫卡着重关注的是绘画的非描述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照相术出现，当时的艺术家认为绘画作为一种艺术不能再满足于复制现实，而是要高于生活，特别是要反映人内心的真实，这是照相术难以呈现的。

卡夫卡的画跟他的写作有相似的地方。他的画线条简洁，风格奇特、怪异，跟他的写作风格是一致的。而且画和文字可以“互注”，就是互为阐释，卡夫卡在写作的时候，写着写着就会画上几笔，然后接着写。

卡夫卡的绘画里频繁出现弱者的姿态，其中的人物“根基”都不牢，总像是飘在半空中，还有一些杂技表演一般的动作，朱迪斯·巴特勒也注意到这一点，认为这种绘画风格跟他对现实的看法是一致的。

“小说这样写，有点意思了”

南风窗：你在过去的著述当中曾提及，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卡夫卡，在布鲁姆、阿伦特、阿甘本、本雅明、布莱希特的眼中，卡夫卡有不一样的形象和不一样的意义。为什么对卡夫卡的阐释会如此多样？你眼中的卡夫卡是什么样的？

曾艳兵：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对卡夫卡阐释的多样性，来源于他作品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寓言性。因此，我们不可能把卡夫卡的意义固定在某一个方面。而且，卡夫卡的很多小说都有“ 开放的结尾”，特别是长篇小说，都是没写完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去阐释，神学的、政治学的（比如阿伦特）、法哲学的（比如阿甘本）、心理学的，等等方面。我个人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个文学家，一个书写生命哲学和人的存在意义的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