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晚8点，是我那80岁的老母亲准时吃药的时间。“你哥说晚上8点吃药，吃完药才能睡觉。”她认真地向我解释着，将几种药片数了又数，确认无误后用温水送服。然后，她将手机和一个包着东西的花手绢放进外衣口袋里，缓缓站起身来，微笑着对我说，“你再坐会儿啊，我先去睡了。”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拎着闹钟，拖着因病致残的左腿，头努力向前伸着，吃力地向卧室挪步。每一步都走得那样用力和急迫，从客厅到卧室仅10米距离，于她却像是一场雪天里的荒原孤旅。

自从61岁患上脑出血，病魔就将母亲困在了滞重的身体里，同时受损的还有她的智力：记不住家里的门牌号，不会开门，不会主动打电话，着急时甚至找不到家中厕所的门。而且，在她记忆里，我的大弟已然成了我哥。

我跟在她身后，揪心，但并不去扶她——这是她一天中有限的运动。我看着她把闹钟和手机放在枕边，再慢慢解下颈巾，最后从外衣口袋里把包着东西的花手绢拿出来，郑重地压在枕下，说，“不枕钱，我睡不着，会做没钱的噩梦。”

近来，枕着钱做梦的老太太，梦里自己还是腿脚灵便的女学生，在商店看到喜欢的鞋、袜和花布，可以欢喜地从手绢里拿出钱买回家……母亲坐在又暖又软的棉被上，对我絮叨着她梦里的幸福。

这个梦里财务自由的老太太，手绢里到底包了多少钱啊？我打开看，足有六七百元。这个数，在她生病以前，差不多是她每月的退休金了。

“前几天，我正坐在床上数钱，你爸来了，还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跟我要钱买面包吃。我说，你自己的钱呢？他说去世后退休金就停了，我拿出5块钱给他，对他说，咱得省着花，孩子们上大学、结婚，哪样不要钱啊！”我听得头皮发麻，默默把钱用手绢包好放在她枕下，扶她躺好，轻轻拍着她，就像我们小时候，她常为我们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