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因为其创造了悠久的物质文明，还因为其创造了伟大的精神文明。中华民族现存传世的最早文献是“六经”，它是先民们在对悠久的物质文明史书写基础上的精神书写，是支撑中华文明发展的精神大厦。因此，深入发掘蕴含在以“六经”为代表的早期经典中的中华精神文明，就是当代人文学术的重要任务。我们在这里组织的三篇文章，是教育部２０２２年重大专项项目“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其宗旨就是运用早期书写的理念与方法，对中华早期的精神文明何以形成这一重大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讨。其中《治国大法的古老传承——〈尚书·洪范〉的早期书写研究》一文，以《尚书·洪范》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的细读，说明以“尊天”“敬人”“道德垂范”为核心思想的“洪范九畴”，的确是夏商两代先民们总结出来的治国要义，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这也是使其成为“治国大法”的根本所在，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周文王形象的文化建构及其意义》一文，通过早期经典中的大量材料，证明周文王不仅是历史的原型，更是周人的有意塑造，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功勋卓著的开国圣王，为历朝统治者树立了治国的典范和伟大的道德理想，成为推动王朝政治完善、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文化力量。《论〈诗经〉中以传承典范为目的的乐歌书写》一文，则是对《诗经》研究的深化，它说明《诗经》编辑的一个重要目的，即通过某些特殊篇目的创作与书写，对后世子孙进行精神文明的传承与教化，这也是《诗经》所以为“经”的重要原因之一。三篇文章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经典，不仅是历史文化的客观记述，更是先民们有目的的文化创造和精神文明建构。因此，用早期书写的理念与方法研究中国早期经典，是我们深入探求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何以生成的一个重要途径。

主持人：赵敏俐

关键词 《尚书·洪范》 治国大法 夏商文明 早期书写

〔中图分类号〕Ｋ２２１．０４；Ｇ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４３－１４

《洪范》是《尚书》中特别重要的一篇。据《书序》：“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①孔安国《传》曰：“洪，大。范，法也。言天地之大法。”也就是说，此篇所记，乃是武王灭商之后向箕子请教，箕子所讲授的治国大法，即“洪范九畴”。这九条大法是对夏商两代治国经验的全面总结，对后世帝王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因此在古代社会受到高度重视。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可谓经典中的经典，值得我们重新研究和认识。

一、百年来《洪范》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关于《洪范》的产生，按理说不应该有太多的疑问。因为在《洪范》一文开头就说“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问其治国大法，以下全文就是箕子对武王的回答。《尚书》中此篇序文也明言“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说得非常明白。所以在漫长的古代社会，认为此篇产生于周初，而且是箕子所述，对此没有人怀疑。又因为箕子本是殷人，所以在先秦文献中，有时也把《洪范》称为《商书》。如《左传·文公五年》：“《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左传·襄公三年》：“《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①这里所引用的文字都见于《洪范》。稍有争论的是此篇最终由史官所录还是箕子所写。孔颖达《尚书正义》曰：“此经开源于首，覆更演说，非复一问一答之势，必是箕子自为之也。发首二句，自记被问之年，自‘王乃言’至‘彝伦攸叙’，王问之辞。自‘箕子乃言’至‘彝伦攸叙’，言禹得九畴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极’，言禹第叙九畴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条说九畴之义。此条说者，当时亦以对王，更复退而修撰，定其文辞，使成典教耳。”孔颖达的意思是说，此篇是箕子与武王的问答。但是当时可能只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后面有关九畴具体内容的表述，可能是箕子回去之后又做了补充修改，更定文辞的结果，所以成为经典。但是宋人夏？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岂有武王访箕子，其事如此之大史乃不录，而箕子自录之理？则此篇必是周史所录其言。”②其实无论是由箕子自写还是史官所录，古人认为此篇乃箕子之作并无疑义。《尚书》中《盘庚》《康诰》等诸多篇目，为商王盤庚和周公的训诫之辞，照理说也不一定是他们自己撰写，同样应该是史官所录，不过后人从来都将其视为盘庚和周公之言。２０世纪以来，受疑古思潮的影响，《洪范》一篇的作者与时代也与《尧典》《禹贡》等名篇一样受到了严重质疑。如顾颉刚认为《洪范》是东周间作品，刘节认为是战国末季写成，钱玄同认为当出于孔子之后，汪震认为是汉初的作品，郭沫若认为当出于《墨子》之后和《吕氏春秋》之前，李泰芬认为应该产生在战国之前，童书业认为是战国初期作品，陈梦家认为不早于战国，蒋善国认为当产生于《墨子》卒年（公元前３８３年）前后，钱穆认为是战国晚期所出伪书，于省吾认为是晚周人所作，绝非西周之文。③ 以上诸家说法，以刘节的《洪范疏证》一文最有代表性。④ 此文写成之后，曾得到其导师梁启超的赞誉：“《洪范》问题之提出，则自刘君此文始。刘君推定《洪范》为战国末年作品，其最强之证据，如‘皇’字之用例；如‘圣、肃、谋、哲、’五名之袭用《诗·小》；如‘无偏无党’数语，《墨子》引作‘周诗’，如‘东、阳、耕、真’之叶韵，与《三百篇》不相应。凡此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令反驳者极难容喙。其余诸条，亦多妙解，可谓空前一大发明。亟宜公表之，供全世界学者之论难也。”⑤的确，刘节的研究代表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疑古学派的基本学术理路和研究方法，那就是用所谓的“科学”精神，在《洪范》的文本中寻找一些在他们看来属于晚出的证据，以此作为判断其产生年代的标准，用来否定传统的说法。这种研究方法表面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却显示了极度的主观，因为他们并没有认真思考早期书写传承的复杂性，所建立的标准非常简单，仅仅以自己有限的知识作为依据。所以，考察他们的知识判断本身是否客观，就成为衡量其结论是否可靠的前提。很遗憾的是刘节等人恰好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不足。如徐复观１９６１年发表了长文《阴阳五行观念之演变及若干有关文献的成立时代与解释的问题》，⑥对刘节等人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此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作为顾颉刚的高徒，《尚书》学研究专家刘起荱发表长文《〈洪范〉成书时代考》，①他不但对刘节的谬误做了系统的批评，而且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明确地指出：“《洪范》不成于战国末，其文件原是商代的，中心内容也是商代的。”②２１世纪以来，相关的著作和博士论文则有张华的《〈洪范〉与先秦思想》、黄忠慎的《〈尚书·洪范〉考辨与解释》等，都对五四以来的这些说法提出了批评。与此同时，最近几十年，随着出土文献的大发现，学者们在其中找到了一些与《尚书·洪范》相关的辅证材料，对《洪范》的作者和产生时代又有了新的推进，如丁四新《近九十年〈尚书·洪范〉作者及著作时代考证与新证》一文，就学者们对以刘节为代表的学术观点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与批评。③

刘节的主要学术观点包括：第一，《洪范》所记“唯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的叙述在时间上有问题，认为箕子此时已被封朝鲜，不可能在一年的时间内往返于朝鲜与周京之间；第二，《洪范》中第一畴的“五行”之说产生甚晚，是战国时期才兴起的阴阳五行说；第三，《洪范》第二畴中所提到的肃、、哲、谋、圣，出自《诗经·小》；第四，第五畴中所提到的“王道荡荡”一诗中的四句，《墨子·兼爱下》引作“周诗”，后四句与《小雅·大东》略同，当为晚出；第五，《左传》中引用《洪范》共三处，而《左传》之产生时代无定说，且引书之句未必就在《洪范》；第六，《洪范》第八畴中“王省惟岁”与《诗经》用韵不合。以上六条主要否定理由，表面看来似乎非常充分，然而仔细分析却全都不能成立。如他所提出的第一条理由就是对《洪范》的误读，因为无论是《书序》还是《洪范》开篇的叙述都没有说箕子封朝鲜之事，《史记》中的《殷本纪》《周本纪》和《宋微子世家》也没有说过。所以早有人指出，武王访箕子应该在箕子封朝鲜之前。《尚书正义》对此就有过很好的辨析：“案此序云：‘胜殷，以箕子归。’明既释其囚，即以归之，不令其走去而后来朝也。又朝鲜去周，路将万里，闻其所在，然后封之，受封乃朝，必历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范》，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得其实也。”④第二条理由最为重要，按刘节的观点，《洪范》中提到的“五行”是战国以后才兴起的，这是他认定《洪范》晚出的最主要证据。但是我们知道，早在战国以前，“五行”之说早就存在。《尚书·甘誓》中就有“有扈氏威侮五行”之语，《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也有“生其六气，用其五行”的论述。可见，“五行”这一概念在战国以前早就存在，更重要的是，《洪范》中所说的“五行”不但和战国以后的“阴阳五行”之说中的“阴阳”理论毫无关联，“五行”之间也不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因此，认为《洪范》中的“五行”说源自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说，纯属于望文生义的本末倒置（本文后面有辨析）。至于后面的四条怀疑理由，也都经不住推敲，都是源自他本人知识局限的主观判断，⑤其要点有二：第一，凡是《洪范》中与后世典籍中相类似的文字，刘节就一定认为是《洪范》抄袭后者，而绝不可能是后者受《洪范》影响；第二，更为致命的是他本人对先秦文献知识的掌握非常有限且多有错误，根本就不能作为进行学术判断的标准。所以，对他的这一论证过程，学者们早就有过批评，如刘起荱就明确指出刘节文中的四个论据之误：

（一）谓篇中“皇”字义后起，不知汉代今文作“王”。（二）谓用韵不合西周而是战国之韵，今核以西周金文韵读及段玉裁说，《洪范》全用西周韵。（三）谓“王道荡荡”为春秋战国流行之诗，今以各材料相较，唯《洪范》中为完整的围绕第五畴“皇极”主题一唱三叹之作，固《洪范》本篇之文，且已流行于西周。（四）谓肃、、哲、谋、圣五义袭自《诗·小》，不知此在《洪范》中为天子教养所讲求，降至春秋始扩散及于士大夫，因此他比《小》及《论语》中“九思”为早。此外刘又说《洪范》“八政”隐括《王制》而成，不知《王制》远在《洪范》后，且二者体系迥然不同。又谓以师尹置卿士上下，不合周制。不知《厂页叔多父盘》，明列‘辟王、卿士、师尹’的顺序。故刘氏之说无一成立。①

刘启荱之后，丁四新也有更系统的批评。② 问题是，刘节的论证虽然在今天看来不能成立，可是为什么当时有很多学者赞同他的观点，并且对它的文章给以很高的评价呢？其原因就在疑古思潮之下，大部分学者都形成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理念，在主观上首先认为《洪范》不可能产生于周初，所有的考证都是为了证明这一先入为主的理念。所不同的只是，对于刘节所找出的认定《洪范》晚出的那些证据，学者们都会根据自己的不同理解而做出不同的判断，由此才生出了上述诸家大同小异的说法。如张西堂在对刘节的观点和论证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批评之后就指出：“故由《左传》看来（按指对《左传》引用《洪范》的分析），《洪范》原本出世至迟当在战国中叶，决不好说在战国末。”同时他还连带着也批评了郭沫若和童书业的观点，“我觉得《洪范》出于战国中世是要比说出于战国初期更为妥当”。可见，张西堂批评刘节所用的方法与刘节本人如出一辙，都出于自己的主观猜测，是“我觉得”。所以蒋善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张西堂的问题，他说：“刘氏的结论和张氏的结论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他俩一个主张在战国末季，一个主张在战国中季，时间相差不过数十年。平心而论，而他本人对于《洪范》成于战国中季的主张，毫无论证，根据刘氏的论证，把他的结论上推到战国中季，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张氏正可引刘氏的论证，作为己说的根据。”③由此可见，自２０世纪以来对于《洪范》作者与产生年代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陷入了所谓《洪范》晚出的先入为主的成见而不能自拔，并对存世的历史文献进行了曲解，误把自己的有限知识当成了判断历史事实的标准。

为什么历史上本来记载明明白白的事情，近代以来的学者们非要对它表示怀疑，并进而一定要证明它晚出呢？除了对古人的记载不信任之外，还因为他们在经典的研读中的确发现了一些令我们深思的现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洪范》一文并非它的原始文本，而是经过后人无数次传承的结果。因为传承，自然就会有文字的变异、后人的加工、个别文句的改变，就会留下后人的痕迹。对这一现象，古人早已有所认识，所以从汉以来古籍的传承中才有了对文本类型的重视和校勘学的发展。但近代以来的疑古派却不当地将文献的校勘问题提升到辨伪的高度，误将古籍传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后世印记当成了古籍生成的时间证据，从而产生了严重误判。如丁四新就将《洪范》和《史记·宋微子世家》所引的文本进行了比较，发现司马迁在传抄过程中为了适应后世的语言习惯而进行了改写。他说：

比较今本《尚书·洪范》与《史记·宋微子世家》所引文本，可知后者通俗易懂得多。这突出表现在“序论”部分。《宋微子世家》所载《洪范》：“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武王曰：‘於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叙。’箕子对曰：‘在昔鲧鱝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洪范九等，常伦所鉩。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赐禹洪范九等，常伦所序。’”史公在此作了比较明显的改写，其中运用了许多合乎汉人阅读习惯的训诂字和通假字，从而使得本节文本阅读起来变得容易得多。这里，设使《尚书·洪范》在汉代以后即不传，那么难道我们今天就能够仅凭司马迁的抄本，然后作一番语言学上的考证，进而断定它不是先秦的東西，而是汉代才写作出来的吗？当然不能。①

丁四新的这一举证非常具有说服力。与之相辅证的是，近几十年大量的先秦出土文献，如简帛本《周易》《老子》《诗经》等的发现，使当代学者更深刻地认识到，原来中国早期的文献传承，远比我们的想象要复杂得多。漫长的历史时代、复杂的文本类型、文化制度的变化、早期口头传承的局限、文字與书写形态的变迁等诸多因素，都会在这些经典文献的书写中留下相应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