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键词 周文王 天命观 圣王形象 礼乐文化

〔中图分类号〕Ｄ６９１；Ｋ２２４；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５７－１１

周文王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关键人物，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就已开始阐释文王在华夏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从秦汉至清，文王其人及“造立周邦”即开创西周王朝的历史功绩是经史研究的重要论题。周文王的身影也广泛出现在诗词歌赋、戏剧、小说、杂记等文学作品中，被不断地重塑与演绎，逐渐成为一个故事丰满、道德高尚的古代圣王，是人们心中的“三代之英”。随着上古史研究的不断推进，历史学家利用新出考古资料，并通过对传世文献的重新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与还原出一个文王的真实历史形象。尤其是近些年程平山、晁福林、吕庙军等历史学家通过对清华简、铜器铭文的深入研究，聚焦于文王受命的由来、标志等问题，提出周人制造了“文王受命”的观点，强调周人天命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历时的发展变化的长期过程。①这些研究虽然重在历史事实层面的探求，但也证明了周人拥有浓厚的塑造先祖形象的意识，周文王在周代文化建设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傅道彬从《诗经》出发，认为组诗“《文王》之什”以“文王之德”为核心，叙述了殷周革命的宏大历史，塑造了周文王“宾于帝”的崇高形象。②这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探讨了周人历史叙事中所塑造的文王文学形象。以周公为首的统治者在夏商天命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天命观解释以周代商的合法性，为了说明与证实周人有资格获得天命，对文王这个真实的部族首领进行了综合化的塑造与宣传，使文王最终成为能够与尧舜比肩的古代圣王。周文王的文学形象是周代文化建构的结果，他的本质决定于周初统治者对民族自我建设的需求，承载了周人的政治文化理想。本文将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周人塑造文王形象的具体方式展开多角度分析，总结文王形象诞生的意义，以探索周人的政治文化思维、历史观念及书写方式等问题。

一、历史书写中的加工与神化

周人塑造文王“圣王形象”的第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加工和文王生平事迹的神化，将现实人物提升为理想人物。周文王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袭父季历位为商王朝西部方国周的君主，史料记载的文王生平大事主要有被囚羑里与演《周易》，平虞、芮之讼，受命称王以及一系列征伐活动。本部分将以信史和历史传说为核心，利用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辨析周人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文王人生经历进行了何种程度的加工与神化。

１．对文王困厄经历的回避

文王在创业初期曾被商纣王囚禁于里，先秦文献对该事件有如下记载：

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①

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于牖里之车（库）百日，而欲舍之死。（《战国策·赵策三》）②

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里。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今本竹书纪年》）③

《左传》记载囚期为七年，《战国策》增益了被囚原因和囚禁地点“牖里之车（库）”。④ 《今本竹书纪年》记囚禁起止时间为“帝辛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正好为七年之期。各家记载虽不断地有些增饰，但如此多的记载都指向了一个事件，应该说文王被囚这件事基本上是可靠的。司马迁记文王“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周本纪》）。《易》是上古文化遗存，其作者很难确定，在流传的过程中也不断被重新整理和续写。但当代学者认为文王与《周易》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廖名春认为文王对六十四卦的卦序作了一定的编排，又将六十四卦系以一定的卦辞和爻辞，后来经过周公的改编、加工，最后形成《周易》本经。⑤ 姜广辉认为文王对《易》有一定的研究，并与周公合作《易象》，内容以“演德”为主，今《易象》（《周易》大象）可略当之。⑥ 邢文提出文王对于《易》“象”的推演，反映了“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的过程，可能包括“演德”与“演象”。⑦

先秦文献对文王被囚的记载是可靠的，《史记》《汉书》等重要历史文献也从之载，其说必有所本。如果从商末的政治军事形势作推论，周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强盛，引起了商纣王及臣下的猜忌，正如“文丁杀季历”⑧一样，要时刻压制周方国的壮大，因此，周文王可能经受了商王朝的某种制裁。《竹书纪年》载“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①文王在父季历被杀后，发动了对商的复仇战争，此事也未见于其他文献。文王创业过程中的失败及过失在《诗经》《尚书》中缺载，反映了周人对其君主困厄经历的讳莫如深。文王演《周易》也不见于西周文献，可能因其发生在文王被囚时期也被回避了。这些都不利于“圣王”形象的文化建构。

２．对文王受天命的塑造与神化

文王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受天命而造立周邦。在《诗经》《尚书》及青铜器铭文中，周人屡屡称颂“文王受命”，如“文王受兹大命”（《何尊》，《铭图》１１８１９），②“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敷佑上下。会受万邦。”（《史墙盘》，《铭图》１４５４１）“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大盂鼎》，《铭图》０２５１４），并且不遗余力地对周文王受命的由来、标志进行描述与宣传，可见“受天命”也是文王形象塑造的核心内容。考察文献与前人研究成果，文王受命的标志主要有四个事件。

（１）受商王之命

《史记·殷本纪》载文王被释之后，商纣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周原甲骨也记录了商王对文王的册封：

……文武

……王其邵帝

（２）断虞、芮之讼

司马迁认为断虞、芮之讼是文王受命的标志。《周本纪》载：“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①这个观点可以溯源到周人自身。《诗经·绵》虽然经过了后代的润色，仍可看作是可靠的周初文献。前七章叙述古公父率领周族从豳迁到周原定居的创业史。末章称颂“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郑玄《笺》：“虞、芮之质平，而文王动其绵绵民初生之道，谓广其德而王业大。”②周人在一首叙述周族创业史的诗歌里，把“文王平虞、芮之讼”这件事单独拣出并连接王业日大，说明此事件对于周族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周人用一个有关于文王德行的具体事件来说明文王受命，是从受天命的资格方面考虑的。

（３）太姒大梦

很多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姒大梦”是文王受天命的标志性事件。③ 清华简《程寤》载：“惟王元祀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廷惟棘，皕小子发取周廷梓树于厥间，化为松柏蒶柞。寤惊，告王。王弗敢占，诏太子发，俾灵名（艹+兇），祓。祝忻祓王，巫率祓太姒，宗丁祓太子发。币告宗？社稷，祈于六末山川，攻于商神，望，烝，占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④类似的记载也见于《逸周书》。⑤ 文王妻太姒梦见商廷长满了荆棘，太子发即周武王把周的梓树种到了商廷中，梓树变成松柏蒶柞等树木。周文王在明堂对太姒梦境内容进行了占卜，结果此梦是大吉，皇天上帝把商王朝的大命转给了周。在这个故事中，受天命的具体标志为上帝给太姒传达的梦境，周人通过占卜进一步确认天命文王代商进行统治。

（４）赤鸟衔珪

《墨子·非攻下》云：“赤鸟衔皀，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⑥《吕氏春秋·有始览》有类似记载：“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⑦ 《国语·周语上》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６６２年）内史过曰：“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是皆明神之志者也。”韦昭《注》：“三君曰：‘鸑鷟，凤之别名也。《诗》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冈。其在岐山之脊乎。’”⑧“凤凰鸣矣，于彼高冈”出自《诗经·卷阿》，鸟或凤出现在周社的说法也来源于周人。赤鸟或赤乌、凤是天的使者、祥瑞之兆，皀是古代用于朝聘、祭祀等活动的礼器，丹书是记载上古帝王治国之道的典册，⑨社是祭祀土神的场所，基于这几个要素的内涵与象征意义，“赤鸟衔珪”宣告上天降命文王代商建立统治。

从周代文化建构的角度看，这四个事件的叙述都是周人为了突出文王的伟大及受命的合理性，在历史原貌的基础上进行的渲染。接受西伯封号和断虞、芮之讼有事实依据。受商王之命显然和周人宣传的受天命而伐商有本质的不同，但是文王接受商王册封成为西伯正是周族在发展壮大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断虞、芮之讼代表着文王的德行波及四海以及王业壮大。但是这两个事件还不足以说明文王能够承载天命，必须把受命上升到受天命的高度。太姒大梦与当时商周文化环境中人们占梦的情况相符，梦与占卜被视为天兆。周人认为仅此一个天兆还不足以说明文王得天命，又在某种程度上宣传凤鸣岐山。班大为提出在公元前１０７１年出现了一次裸眼可见的五大行星在天蝎座（房宿）聚会的天象。文王正是利用这个罕见的天象，把它想象成赤乌，由此宣传周人受天命。① 太姒之梦与凤鸣岐山都印证了天赐大命的神异色彩。由此，周人全方位的塑造与宣传了文王受天命这一系列事件。

３．对文王征战的道德性阐释

结合以上被征方国的地理位置，大致可以推断出周文王先通过断虞、芮之讼，讨伐犬戎、密须，称霸以周原为中心的西土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