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国民政府 日本海军 日本长江舰队 封锁长江计划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７７－１０

长江是中国南北自然的地理分界线，因其军事战略地位，自古以来常常成为政治之结界。故日本自制造“九一八事变”以来，其海军妄图响应陆军的侵华行动，控制长江一线分割中国南北。中国国民政府如何应对如此危局，以弱搏强？如何走出“消极抗战”，坚定抗日决心并谋划周全措施？目前国内学界主要关注“九一八事变”前，或“八一三事变”以后日本海军在长江一线的活动，①对日本海军在此间的阴谋和行动，及国民政府抗日意志的坚定，相应的歼敌抗战计划关注有限。相关研究侧重在日本水路部、间谍的情报工作，或日海军陆战队等组织及海军政策问题。② 对国民政府长江一线抗日活动的研究集中于“一·二八事变”、“八一三事变”等重大事件。③ 有鉴于此，本研究就“九一八事变”至“八一三事变”之间，日本海军与中国军队在长江的攻防态势，国民政府封锁长江歼灭日舰策划、布局、出击延宕过程及其抉择心态等进行深入探析。

一、心腹之患：日本海军呼应侵华陆军在长江骚动的战略威胁

１９３１年日本关东军炮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迅速出台《对华警备方策》，不仅没有撤还常驻长江各要埠的武装力量，反而向汉口、宜昌等地增派军舰，①将军事威胁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日本军务局长指示称，“注意毋失长江腹地护侨的时机，要加大（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兵力部署”。② 在事变发生后的两个月时间里，日本一方面以特大洪灾为由，开展长江撤侨行动，减轻制造军事冲突的后顾之忧；③另一方面不断向汉口增派武装。当时云集长江的日舰已达７艘，还将继续增派３艘。此外，日本海军利用长江特大洪灾所造成的秩序混乱，趁机收买大批浪人与黄色义勇队，让他们在长江各口寻衅滋事，意在响应“九一八事变”，把战火蔓延到长江腹地，“遂其侵略东北进而侵略长江之野心”。④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海军正式展开“大陆经营”，长江成为其重点攻略之地。

日本海陆军之间一直有南进与北进之争，实为争夺侵华、扩张之功劳，海军的“南进”主要指向台湾以南的南洋，及中国沿海、长江流域。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就曾致函日本“大本营”声称，“为经营中原之根本，应开发岳州府，在十八省中，率先开发最有希望之湖南之风气”，需及早“将我之势力移植此内地”。⑤ 回顾《马关条约》中增辟沙市、重庆等长江中上游要埠之条款，日本的盘算之心早已暗藏。此后，日本海军还计划以铁路的方式，将长江流域的资源运抵厦门，再转至日本本土。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主动邀请海军配合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对华用兵。日本陆军还策划“十月事件”，联合海军好战派，通过政变建立军人政府，扩大对华侵略，政变虽然失败，但催化了日本陆海军好战派的联合。⑦ 日本海军开始向青岛、秦皇岛等地派遣军舰，向长江流域增派军舰也提上议程。⑧１９３２年１月，日本海军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发动“一·二八事变”，有溯江作战企图，此举可以掩护关东军的罪行，转移世界注意力，暗行建构伪满洲国之事，日本海军扩大战端的主要目的还是与陆军“争功”，在进攻上海同时在汉口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淞沪抗战期间，日海军陆战队３００余名从汉口登陆，乘装甲车“沿街梭巡”，军用电话也被安置在各沙包堡垒之处，并有“大福”轮载来的大批军用品，包括５００箱子弹，其存入海军医院的３２箱或为化学武器的毒药。⑨ 至３月初，日军参谋总长虽电示上海作战部队，发布了停战声明，但第一外遣舰队盐泽幸一司令已至汉口，亲率５００余名海军陆战队进行巷战实弹演习，并将所有汉口日舰重新调整炮位，⑩又调５００余吨军粮抵汉。⑾日本海军“一·二八事变”期间在汉的种种军事活动已显露出进犯长江腹地的盘算。

１９３２年３月到５月的中日谈判，因南京政府基于“攘内”的政治目标对日妥协，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以谋求局部安全；日本则以此遏制中国军队在上海的防卫，为日本进一步侵略长江口埋下伏笔。

１９３３年５月，日本海陆军联合谋划，欺骗南京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企图以此限制中国军民的抗日热情，唆使國民政府“安内”而暂停“攘外”。日本一方面防止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海军又加紧了对长江腹地的侵略布置，海军省９月出台的《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明确提出，可以利用中国的内部分裂，对华采取强硬的手段，迫使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日本“在必要的场合下可不辞使用实力（武力）”。① 日本政府计划以“经济提携”引诱中国西南军阀势力，以长江为进路，将日本海军势力进一步深植西南区域，进而辐射整个长江流域，伺机以武力促成“自治”局面。② 随后，日本海军部派遣“松山中将、光吉少将等九人”开始测绘长江各要塞军事地点及港湾水深情况，“直接间接皆将危及国防”。③ 次年，“日海军司令桑田大佐”乘坐“坚田”兵舰驶往宜昌，以巡视长江上游日舰防务与慰问日侨为名，“实则窥伺我长江一带各要塞及内地情形”。④

中国舆论看透了日本的伎俩，故《时报》也曾揭露日本海军省指派日本“浪人，利用汉奸，由沪起程，化装沿长江一带刺探军情，偷测地图”，“为进一步明我国长江流域之军事、政治、交通，各项实情”。⑤为使日本海军在长江沿线刺探情报与寻衅方便，日本外务省专门“在九江、汉口、宜昌、沙市，以及长江上流之重庆，成都等重要埠市，设立特务机关”，并“利用汉奸”，配合日本海军进行各类暗中刺杀与寻衅活动。据国民政府官方调查，日本海军曾授意特务人员暗中实行，包括收买汉奸伙夫伺机向汉口等地军队投下了慢性毒药，借此削弱中国军队的战斗力；⑥乃至“刺杀我国要人”进而制造混乱；⑦或收买浪人乔装打扮，“化妆华民”，“刺杀外侨”行嫁祸之事；挑唆湖北地方帮会或流氓土匪“破坏地方经济治安”。长江各口岸每每出现混乱时，日本海军都会“恰逢其时”地在附近进行军事演习，随时准备引燃长江腹地的战火。⑧

１９３５年，日本政府无视“九国公约”，日本海军退出海军军备条约，与英美逐渐决裂，走上疯狂扩军侵华的道路，将长江中上游纳入规划之中。日本“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度对华作战计划”确定，海军方面“誓为帝国守护长江流域的利益，保护沿线侨民的安全，不单就上海着力，南京、汉口、长沙、重庆都需派遣军舰，特别留心对这些地方的作战用兵”。⑨ 日本海军的用意极为明确，欲对整个长江流域做好战备工作，一旦临事，便乘机侵吞长江，将中国一分为二。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日本陆军在卢沟桥以北借演习挑衅，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之际，日本海军在长江腹地也是枕戈待旦的状态，随时在长江策应陆军的侵略行动，以分割中国。日本海军将负责长江警备的第一外遣舰队改组为第三舰队第十一战队，并借口“护航商船”长期穿梭于长江腹地。该战队配置有“拇”“栗”“莲”３艘二等驱逐舰与“鸟羽”“安宅”“热河”“势多”“比良”“坚田”“保津”“二见”等８艘炮舰，①这远超实际护航所需，战力甚至还在中国中央海军第二舰队之上。日舰在“七七事变”前夜，在未事先通知重庆市政府的情况下，即在南岸穹角沱进行夜战登陆演习。② 日舰在重庆的“演习”与日军在卢沟桥的“演习”二者之间是否有关联性，值得引起注意。由演习到偷袭，正是日本军队惯用的伎俩，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也从不是突发奇想，重庆演习或为日本海军从长江腹地着手侵略战的一次预演。

二、忍无可忍：南京国民政府计划封江灭舰以抗日

“九一八事变”以后，以关东军为首的日本陆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并将魔爪伸向华北地区，而日本海军却在长江流域图谋不轨，日本军阀妄图吞并中国的野心，逼使国民政府放弃消极抗日态度，逐步坚定抗日意志，准备有效的反击措施。

早在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６日，蒋介石召开特种外交委员会，讨论日本军舰在长江示威对策，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加防御，必要时采取自卫行动。１９３２年１月，《京沪警备计划草案》草拟。遗憾的是，时值蒋、胡、汪、孙等派系斗争，宁粤对峙，国民政府“剿共”军事行动也牵制了大量军力，加之中国海军因中央海军、东北海军、广东海军及电雷学校等四大派系相互牵制且实力有限，无力制约此时横行长江的日本海军。在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后淞沪抗战期间，海军部长陈绍宽为保全中国海军力量，没能对十九路军的抗日给予有效的支持。

１９３２年６月，蔣介石基于“中日必有一战”的认知，谋划“长江各要塞军事设施计划”，作抗日的准备。１９３３年，国民政府开展了为期５年的整军备战计划，将长江腹地的日本海军纳入到国防作战方案之中。５月３０日，中日《塘沽协定》的签订，使国民政府感受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与统治危机，也充分意识到加强军队国防建设的必要性。依照蒋介石“封锁长江及首都、武汉两都市上下游之闭塞，与其渡江地点之警备”的指示，国防部制定了“国防作战计划（１９３３年夏）”，③强调“长江内之敌舰，由沿长（江）各地警备部队协同要塞部队及海空军击灭之，并于沿江各险要处配置游动炮兵施行要〔腰〕击”；“各地日租界之武力，由各该地警备部队于适当时机采用非常手段扑灭之”，特别指出中国“海军应协同陆空军肃清长江内之敌舰，以维护江面交通，但在胶州湾之舰队应于适当时期驶入长江协同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