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抗战 二战 日本 帝国主义 南进

〔中图分类号〕Ｋ３１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８７－１０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考察与批判，一直是国内外学界颇为关注的重点与热点问题。对此问题展开分析与探讨不仅有助于完善抗战史的切入视角、揭露并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而且也能够为现实中解决二战以来的遗留问题提供理论支撑与参考理据。尤其对于日方所谓的“共荣圈”政策，学界以往有过不少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①但也不得不承认，目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仍旧存在着进一步详考的空间。譬如，日方鼓吹构建“共荣圈”并发动太平洋战争与其“北进、南进”的侵略方向选择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和“新秩序”政策相比有何异同；抗战爆发以后其南进政策是如何发展并演变的，是否存在着一个阶段性的变化过程，其内部动因如何、该如何批判等等。这些问题有些尚在讨论、有些尚待详查，暂未得到彻底的解决。是故，本文拟参考日方原始档案对以上问题做一集中性考察。

一、北进抑或南进的侵略方向选择

早在抗战爆发以前，日本原本就在“向北对苏联开战，还是向南对英美开战”这一侵略对象的选择问题上争论不休，直到１９３６年８月才勉强形成了一个“南北并進”的妥协方案。然而进入到抗战时期，受陆军支持上台的近卫文麿内阁为讨好陆军，逐渐在“南北并进”之间呈现出了企图向“北进”倾斜的趋势。即日军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侵占武汉与广州、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后，近卫于１１月３日、１２月２２日先后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与“近卫三原则”的声明，扬言要构建所谓的“日满华为核心的东亚新秩序”并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妄图通过政治手段来诱降中国。

以“共同防共”为目标的“新秩序”政策，实际上能明显折射出近卫内阁“北进”的意图，反映了其背后发挥重大影响力的陆军的意志。通过考证日方史料能够发现，在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日本陆军就明确了在中国战场“没有特别必要则不扩大占领地域”的方针，①转而开始谋划优先对苏侵略的问题。其计划是在未来数年间将原有的约８５万侵华日军数量减半、解除其国内对预备役士兵的征召动员，以便腾出手来充实在伪满的侵苏力量。譬如在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８日制定的《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战争指导方针》中就曾规定：“处理中国事变之际，需扩充国力尤其是军备以应对（将来）与苏中两国的战争。……充实军备的宗旨是处理事变，以及今后对苏中两国的作战。”②为此，日本陆军中央又在１２月６日的《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中进一步明确了其对华进攻要领：“尽量不扩大战线或进行局部争夺，根据彼我情势将兵力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为迎接下一轮国际形势的变化，需在各方面努力削减驻屯兵力、减少战场消耗。……应通过持续的航空战斗与海上封锁等措施切断（中方）残存的对外联络线，尤其是武器输入通道。”③这意味着当时日本陆军的战略视线完全集中在对华侵略与北进侵苏之上，而对于南进或攻击英美的问题是较显消极的，充其量不过是在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航行管制、铁路分检、租界封锁、消除排日与停止援蒋等有关中国战场的问题上与其存在一些有待交涉的“悬案”而已。

对于内阁和陆军的这一战略方针，当时以外务省为首的其他日方政府机关基本上表示了赞同：“对华外交之目标，乃通过构建日满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互助连环，在东亚建设起新秩序。……列强（的政策或活动）只要不与该目标发生抵触，便可予以尊重，尤其对于不采取排斥限制行动且对我帝国示好的第三国，可允许其参与新中国的经济开发。”④进而，近卫本人在御前会议上制定的《日中新关系调整方针》还对其细节进行过确认：“为了强化日满华经济提携，第三国在华经济活动或权益自然会受到一些限制，但上述提携主要控制在国防与国家存立的必要范围，故在此范围之外的第三国活动与权益将不会受到不正当的排斥或限制。”⑤这说明与陆军保持密切合作的日本内阁在当时也没有积极南进、南侵的打算，其针对欧美列强的政策是小心谨慎的，尚未超脱出“解决事变”的范畴。而在１９３９年１月新成立的平沼骐一郎内阁也沿袭了这一政策，继续将对华侵略与北进侵苏作为其基本战略方针。

不过，一直热衷于南进的日本海军对此却心存异议。因为早自１９２８年以来，其绝大部分的作战舰艇已开始从煤炭专烧型、炭油混烧型向石油专烧型发生转变，这种对石油的大量需求对于不是产油国的日本来说是颇为紧迫的。更糟糕的是，对其第一假想敌美国，日本的石油依赖度从１９３５年的６７％（２３１万ｋｌ）递增至１９３７年的７４％（３５３万ｋｌ），再到１９３９年的９０％（４４５万ｋｌ），呈现出居高不下、逐年攀升的态势。⑥ 因此为了应对将来与美国的决战，日本海军谋划着将“南洋”（主要指东南亚与太平洋诸岛）作为解决困境的突破口，为获取资源产地而不断寻找机会怂恿日本南进。譬如他们曾在１９３８年底鼓动日本政府将南沙群岛以“新南群岛”的名称“纳入领土”，置于台湾总督府的管辖之下并开始觊觎海南岛，试图将其作为南进的桥头堡。对此，坚持北侵的陆军是反对的。故为了让陆军尽快同意并获得其作战支援，海军只得想方设法展开劝说工作：在攻占广州等地后，向中国运输战略物资的“香港通道”已基本被切断，但“河内通道”与“缅甸通道”又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故至少为了切断这两个援蒋通道亦需要在海南建立航空基地。结果陆军中央在急于迫华投降的焦虑之下，同时亦考虑到有必要维持陆海军之间的协同关系，最终同意了海军的要求并于１９３９年２月派兵侵占了海南岛。①

但是在占领海南之后，一直妄图扩大对外侵略的日本海军却并未减弱其“南进”的野心，甚至还有了得陇望蜀的迹象。２月２４日，他们在向天皇呈交的《昭和十四年度帝国海军计划书》中，对以往的计划做了更为具体的细化，并进一步提出了今后对“南洋”实施侵攻作战的预想方案：“海军在战斗初期的目标是压制长江水域与中国沿海的同时迅速歼灭英国在远东的舰队、拔除其根据地、控制远东海域，若敌方主力舰队（从欧洲）赶来支援则将其消灭。”换言之，将在“南洋”拥有最大势力的英国作为主要目标，分两阶段展开进攻：“第一阶段，在战斗初期迅速歼灭对方在远东的舰队与航空兵力、控制海域的同时与陆军配合攻占香港、新加坡、英属婆罗洲与马来半岛要地；第二阶段，等待对方主力舰队赶来远东并捕捉消灭之。”他们甚至还曾考虑过对美属菲律宾发起侵略的计划。② 对于海军的这种南下企图，当时日本外务省内部亦曾传出过一些共鸣之声。比如时任东亚局局长的栗原正就在《事变新阶段的对日国际形势》中强调：“为在事变中真正取得成果，需让中国从列强殖民地的地位中解脱出来，尤其需要为此清算英国以往的政治权益。……是故，借此次事变之机与英国开战的想法应是正当的。”③

不过在日本陆军看来，这种想法是有些“操之过急”了。他们站在经济的角度认为：“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应实现生产力扩充计划与物资动员计划，而为我国提供大部分重要国防资源与出口市场的正是英美两国，所以在两三年内与其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是绝对必要的。”④进而又在４月的各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从政治、军事的角度展开了分析：“最近的欧洲形势发生了激变，但估计德国要全面具备对外进攻的实力应是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前后的事情，且英美的国力与军备建设大致是以１９４１年为目标的，其他列强亦将追随之。故可预想世界性的一大转机将会在１９４２年前后才到来。在此期间，我方需充分发展国力与军备，以便应对此时期的到来并实现自主国策。”⑤即认为向南侵略的时机应在两三年后才会出现，故暂时不需急于南进。这种陆、海、外三方关于南进问题的不同态度，在１９３９年７—８月间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动而进一步发酵。尤其在７月２６日美国宣布将于次年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之后，日本海军曾受其刺激开始着手改订此前的年度作战计划，在次年度方案中策划了“甲作战（对中美两国作战）”，规定将为攻占菲律宾准备三个师团的兵力，另需一个师团作为后备，在“丁作战（对中英两国作战）”中则要求以相同的“三加一”个师团的兵力来侵略马来半岛，同时视情况占据法属印度支那，⑥摆出了蠢蠢欲动的架势。而外务省则由１１名课长级、局长级少壮派干部组成了所谓的“对美政策审议委员会”，开始酝酿起对英美强硬的论调，甚至在８月２３日前后得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消息后开始展现出了亲近海军的倾向：“如今日本若再不决定对英或对苏的根本态度，则无论对德意两国的外交还是对中国事变的解决都将变得困难。……依我等看来，对英问题乃更为紧迫且更易解决的。”①

顺着这一趋势，外务省欧亚局在２８日出台的《帝国对欧外交基本方针案》中做下了“以苏德条约为契机尽快完成对欧洲政策的重新研究与确立”的决定，并在次日的修正案中进行了如下说明：“应对欧洲新情势加以利用。……致力于实现对苏关系的平静化。……对于列强，需制定规范其在华经济活动的新方针，以此为依据采取措施逐渐让其认可我方政策，配合新中国建设（指伪政权建设——引注）以使事变走向解决，同时确立我指导地位。……目标是加强与南方各地的经济联系，渐次将其培育为东亚新体制的外围区域。……我国的南方政策乃以八纮一宇之精神实现东亚各民族的协和与融合，故要以共存共荣主义与和平的经济活动为借口，推进（在此地）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所有工作。”而外务省调查部也在《对欧外交方针》《对华政策纲领》等机密文件中明确表达了类似意见：“（伴随苏德条约签订，）苏联已不再是日德意三国同盟的敌人，如今能使三国合作变得更为紧密的途径惟有对英法问题而已。……对英法，要让其全面撤走在东亚的势力、放弃援蒋政策，陷入不得不配合新秩序建设的境地。……一旦欧洲爆发动乱则须直接对南洋行动，其范围之宽窄可视情况而定”，“要立足于亚洲人之亚洲主义，实现日满华统一，……进而为第二次飞跃做好准备，获得通往缅甸、安南的陆路根据地并对南洋华侨展开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