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探讨
作者 徐强
发表于 2024年6月

关键词 数字化生存 数字分身 存在论 自我重构

〔中图分类号〕B0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4)05-0097-09

数字时代的来临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被称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着外部世界,拓宽人们的生活场域,而且深度影响人们自身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当前,数字技术对于人类的影响远远溢出了技术领域本身,渗透到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实现了与人们生产生活的高度融合,带来从社会到个人全方位的结构性变化。面对这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个体的生存场域及其存在样态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不仅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反思,实现对人的数字化生存的观念把握,而且需要从现实到虚拟实现对自我的多维建构,在新的自我认同基础上确证人的新现代性生存。

倘若以一种反思性眼光审视现当代,那么,在经过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我们今天面对的无疑是一种新现代或“第二现代”,也有人将之称为“后后现代”。它以数字时代的来临为标志,以数字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为特征,由此人类也实现和正在实现着新现代性生成,成为“新现代主义”或“后后现代主义”下的“新新人类”或“后后人类”。在数字时代,人类所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实现由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的迁移。依托数字化表征和呈现的虚拟世界,人类首先必须由生命实体符号化为身份虚体,实现虚拟数字人建构,成为具有一定意义的符码,才能摆脱肉身限制,进入由技术所建构的虚拟空间。相对于现实世界中的生命实体而言,身份虚体是现实人在虚拟世界的数字分身或数字化身,它与生命实体不可同日而语,并不具有独立的行为能力和思维能力,然而,只有完成虚拟数字人建构,人类才能在拓展自身生存空间的基础上实现多样化生存,在实体化生存之外同时实现数字化生存,实现人在更大空间场域的行为迁移。在今天,“‘数字化生存’无论在个体还是社会经济层面都从预言走向现实。云计算、物联网、5G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纷纷从研究前沿转向近距离生活。‘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线上与线下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每一点私人或社会性痕迹都以数据的形式被捕捉和记录。”①这就使得人类借由虚拟数字人实现的数字化生存成为我们理解虚拟世界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理解数字时代有关人的问题的核心所在。对人的数字化生存的探究,直接关系到数字时代对人的存在的全面认知和把握。

一、数字化生存:人的新现代性生成及其面向

人的数字化生存是指通过人的数字化实现的、在虚拟世界中的生存样态。它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考察,即数字人、数字生活与数字人格,而这三者又是相互关联和共生的。数字人是人的数字化生存的前提,数字生活是人的数字化生存的内容,数字人格是人的数字化生存的形象。这三者相互作用和支撑,共同构成人的数字化生存样态。

一是从数字人来看,它是人的数字化生存的前提。数字人是“虚拟数字人”的简称,在1989年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发起的“可视人计划”(VisibleHumanProject,YHP)中最早使用“虚拟数字人”一词。虚拟数字人是指通过聚合多种技术手段,创造出的具有数字化外形的虚拟人物,它存在于非物理的虚拟空间,是在外观、行为和交互等方面拟人化的数字形象。从技术维度上看,虚拟数字人可以根据不同方式进行分类:一种是根据概念外延的大小不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虚拟数字人既包括无指代性的低级智能机器人,又包括具有指代性的人的数字分身或数字化身;狭义虚拟数字人专指与个体相关的数字分身或数字化身。另一种是根据应用需求的不同,区分为非身份型(又称服务型)虚拟数字人和身份型虚拟数字人两种。服务型虚拟数字人是功能性智能机器人,它不是基于自我、自我意识建构的,而是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提供差异性定制服务,部分或全部替代真人进行内容生产,目前常见的有医疗顾问、虚拟客服、数字员工和定制管家等,它的未来发展趋势是打造基于真人形象,不仅能够提供顾问、事务处理,而且能够提供关怀、陪伴等的多模态AI助手,满足人类从物质到精神的不同需求,尽可能多地为人类提供全方位服务。这就要求虚拟数字人具备一定的情感体验以及共情能力,既能提供技能服务,又能提供情感服务。在服务型智能机器人中有低级和高级之分,低级智能机器人重心不在“人”而在“機器”上,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对人的功能性模拟的信息处理工具;高级智能机器人则具备了更强的表现力及学习能力,在语音、可视化等交互方面不断增强,试图实现从冰冷的机器到有温度的“人”的逐渐转变。如果说低级智能机器人注重的是功能性应用,那么高级智能机器人则实现了情感交互能力的增强,并且随着数据化、智能化的发展,将越来越呈现出“人性化”甚至“人化”的趋势。它的重心放在“人”上,是对人的物理的和精神的全方位模拟。身份型虚拟数字人分为两种:一是通过虚拟数字人IP实现的独立的虚拟个体,它不对应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个人,其外观、人设、爱好、背景等均由人们主观设定,但总体构架是对人的模拟,主要表现形式是虚拟偶像、数字主播等;二是数字分身,即利用个人自身数据、语料等创设满足个人网络社交、娱乐等需要的专属数字身份。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指跟个体相关的身份型虚拟数字人,即人的数字分身或数字化身。作为一种数字虚体,数字分身与人类生命实体始终处于一种非技术性、自反性连接之中,其最终指向的不是虚体而是实体。一方面,受制于数字建模自身技术的限制,虚拟环境无法完全复制现实环境,它屏蔽了现实社会环境中的诸多复杂性因素,同时还增添了一些并不为现实环境所具有的理想性的虚拟因素,这就使得人们无法如同在现实环境中一样实现人与环境的整体性交互,从而产生环境落差;另一方面,人们在虚拟环境中的获得不同于在现实环境中的体验和感受,固然增加了人们体验和感受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同时也会造成人们认知上的割裂和二分,使得人们在真实体验和虚拟体验之间产生错觉。人们在元宇宙中所获得的沉浸式的“拟真”体验和感受,并不能消除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固有的界分,相反,它使得人们不得不去面对由虚拟体验和感受带来的种种困扰。这反映出数字人从表面上看是虚拟世界的主体,但实际上只是“伪主体”或“代主体”,真正的主体依然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人的数字化生存体验,最终会回落到现实主体自身。

二是从数字生活来看,它是人数字化生存的内容。数字生活是相对于现实生活而言的,是指人们借助数字分身在数字世界中实现的技术性建构生活。数字分身将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数字世界,当人们由数字平台进入数字世界从事游戏、社交等活动时,同时也开始了人们的数字生活。在消费主义价值观将现实世界有深度和有意义的生活不断消解、物化之后,数字生活似乎实现了对人的另类拯救,它填补了人们日常生活留下的空白,给人们的现实生活增添了弹性,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广阔、更自由的言说和行动空间。它打开了生活新的窗口,赋予了生活新的意义和内涵,某种意义上它也成了强心针,给人们增添了新的动力,使人们的生活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数字生活的产生既打破了人们传统生活的平衡,又冲击和挑战着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对传统生活的重构。我们既明显感受到线上生活和线下生活的分化与差异,又同时面临线上生活和线下生活的互转与切换,需要我们实现数字化时代对生活的综合考量与整合,适应和应对由生活的裂变带来的诸多困扰。对数字生活的过度沉迷,会使我们丧失对现实世界的热情和敏感性,甚至带来对现实生活的冷漠和排斥。人们变得越来越依赖网络媒介,并且受网络媒介的驱使,在看似支配性活动中丧失对对象的支配,甚至被反向支配。当我们在打开手机、APP或电脑时,同时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人与数字世界的交互关系。这一新型关系的建立,既实现着对虚拟世界多样化内容、多向性价值的传导,又构成与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平行关系。人们之所以会迷恋虚拟世界,甚至沉溺其中不可自拔,不只是因为它可以给人们带来强刺激性、代入感,而且在于它与现实世界之间连接的距离性,更能满足人们自我实现和自我持存的愿望。这在客观上要求人们平衡好虚实世界、虚实生活的关系,完成好两者之间的衔接,一旦失衡则会将人们带入虚幻不实、无所适从的行为困境。

在数字世界中,我们通常以为自己只是数据资源的享用者,实际上人们的任何网络行为都会以数据方式留下痕迹,它不仅是数字记忆,更是新的数字资源。我们不只是数据资源的享用者,而且也是数据的生产者。在数字世界的内循环中,人们的生产生活常常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复杂的、纽结式的数字生产生活。今天的数字技术不只是一项新技术,而且架构了我们的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仅身处数字社会,也在成就和创造数字社会。正是在人们数字生产、数字生活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包括数字经济、数字政治和数字文化等在内的数字社会的基本结构,使我们跨入了数字时代。每个人都成了流动的数据,既不断分享共有,又不断生成创造。数据将我们联结在一起,也同时将我们牢牢地嵌入这个时代。在数字时代,人们所面对的真实世界已经不再只是眼前的可见世界,也包括眼前不可见的网络虚拟世界,人类生活也在不期然地发生着改变。从传统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二分天下,发展成今天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数字生活的三足鼎立,需要重新调适、建构和校准现代生活。

本文刊登于《人文杂志》202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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