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饭圈” 数字时代 情感共同体 情感治理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Ｃ９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５－０１０６－１１

伴随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迈入了数字时代。人们不仅在线下的工作生活中存在连接，也可以在线上便捷地参与社交互动，从而形成了各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一类新兴的粉丝社群——“饭圈”（ｆａｎｃｉｒｃｌｅｓ）——逐渐成了数字社会中的活跃参与者，并广泛引起社会的关注。与传统的粉丝追星族（ｆａｎｃｌｕｂ）所不同，“饭圈”形成了更加强大的行动—组织能力与公共影响力。具体而言，从其行动—组织能力来看，当前“饭圈”的规模空前庞大，并且呈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追星热情。如《２０１８年微博粉丝白皮书》就显示，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关注娱乐明星微博的“粉丝”总人次高达１６７亿，其中全年活跃的粉丝近７５００万；①而《２０２１年全国未成年互联网使用报告》也指出，２０２１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１．９１亿，经常参与网络粉丝应援的未成年网民占比为５．４％。②同时，也有研究发现，“饭圈”中的“粉丝”不仅有更高的消费能力与支付意愿，而且还发展出了专门服务于追星行动的组织结构与规章制度。③而从其公共影响力来看，日益扩大的“饭圈”活跃于社会、经济、舆论等领域，使得原本小众而分散的粉丝亚文化转变成为参与塑造社会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力量。这其中不乏有粉丝的行动传播了社会正能量，并获得赞扬，但也存在一些粉丝以更为极端的方式挑战了社会底线，并最终招致批评整顿。

那么，传统的粉丝亚文化社群何以能转变为极具行动—组织能力和公共影响力的“饭圈”？现有研究除了对“饭圈化”的粉丝群体之文化特征、组织结构以及运作模式进行描述以外，也试图在理论上对“饭圈”现象的生成与演化逻辑加以探讨。一方面，亚文化研究者沿着经典的青年亚文化框架来看待“饭圈”，①强调了粉丝个体的兴趣偏好等内在心理动机，但未能阐明边缘的粉丝社群成长为活跃的“饭圈”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多倾向于从数字技术与文化工业资本结合的角度来揭示“饭圈”得以形成的外在条件，②却较少探讨粉丝自身借助数字技术组建“饭圈”的过程。鉴于此，本文将立足于数字时代的背景，在借鉴情感社会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粉丝群体自身出发来理解“饭圈”的形成与再生产过程。“饭圈”是粉丝情感与数字技术深度结合的产物。基于数字技术的时空延展、虚拟化、选择性等特征，粉丝们形成了独特的情感唤醒、情感表达、情感团结过程，从而集结成为活跃的情感共同体。同时，随着其情感共同体逐渐进入公共领域，“饭圈”始终面临着情感极化与情感再社会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再生产道路，其中，粉丝对待匿名化数字技术的方式是影响其再生产道路选择的重要因素。

一、粉丝研究的理论脉络

自２０世纪末以来，在文化工业勃兴的背景下，粉丝群体以其独特的生活消费方式受到理论界关注。整体而言，粉丝研究经历了三次理论浪潮，③其研究者分别从亚文化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个体情感研究等角度，对文化工业时代特定粉丝社群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因与外在条件展开探讨。

在经典的第一、二波浪潮中，亚文化理论率先强调了粉丝的形成有其内在的文化动因。如詹金斯就指出，粉丝绝非无脑的受众，而是一种参与式文化的产物，是基于兴趣爱好、情感表达、价值认同以及意义追寻等诉求而形成的“文本盗猎者”。④ 同时，费斯克还专门讨论了粉丝亚文化之于文化工业的独特意义，即通过对偶像的“近距离审美”，粉丝们不仅能获得自我满足，还可以围绕原作品提供二次创作的产品以及忠诚的消费能力，从而为文化工业带来市场反馈。⑤ 而在此基础上，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进一步将粉丝群体纳入资本主义条件下信息商品生产过程加以分析，强调粉丝社群的兴起是文化工业资本与大众传媒技术相结合的结果。正如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所指出的，商业媒介通过各种手段吸引积极的受众，并利用他们助力于品牌宣传和产品营销。⑥ 这样一来，粉丝们逐渐被打造成“产消者”，即一种在文化消费中亦承担有生产或劳动功能的特殊群体。⑦

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上述经典理论未能对粉丝群体的行动—组织潜力予以充分认识。一方面，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粉丝通常作为散落在社会生活边缘的社群而存在，粉丝二次创作的产品也多是一种“窄播”文本，并非能够步入公众视野的“广播”文本；⑧另一方面，部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侧重关注粉丝群体所承担的生产消费价值或意识形态功能，反而忽视了对粉丝自身能动性的探寻。⑨ 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亚文化理论还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二者皆从不同侧面涉及了粉丝情感性因素的作用，从而为后继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粉丝彼此之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也更加明显。在此情境下，当前关于粉丝研究的第三波理论浪潮方兴未艾。基于对经典理论的反思，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强调将粉丝的个体情感带回分析的中心，通过对各种微观的粉丝情绪心态的描述和阐释，以回应“何以成为粉丝”这一基本问题。作为其中的代表，希尔斯认为，在成为“狂热粉丝”的过程中，其个体通常会在倾慕对象中寻找到自身依恋的某种特质，并通过持续的情感投入以满足自身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欲望。① 而随着此种自我叙事的不断强化，粉絲也可能转移至不同对象进行情感投入，从而形成更具流动性的“跨粉都”。② 可以发现，第三波理论浪潮的个体情感转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仅从文本或对象层面对粉丝进行理解，而更加突显了粉丝自身的能动性。但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其尚有如下讨论空间：首先，个体化的情感叙事尽管充分挖掘了粉丝复杂多变的内心感受，却可能忽视粉丝情感的整体性，以至于对粉丝情感实践的社会过程缺乏探讨；其次，上述理论仍主要是在文化工业时代的大众传媒技术背景下对粉丝个体情感展开讨论，而伴随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时代的粉丝情感又将形成怎样的表达方式，则有待于深入探索。

二、数字时代的粉丝情感实践

１．情感人假定与情感行动的逻辑过程

如前所述，粉丝的形成有其独特的情感基础。故研究者应当将粉丝们视作具有内在情感诉求的实体行动者，并立足于“情感人”这一假定来探索其情感性因素的运作法则。而在此方面值得借鉴的是，古典社会理论家早已将情感本身作为相对独立的分析线索，并从不同维度揭示了情感性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如在行动者的主体性特征上，马克思就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③而在具体的行动模式上，韦伯专门将“情感性行动类型”作为社会行动的基本类型之一加以探讨，并认为当特定的情绪状况支配行为时，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以及传统习惯等行动逻辑往往只能处于派生地位。④ 此外，在情感的社会功能上，涂尔干则强调了集体性的情感对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团结的意义，并认为只有通过各种“集体欢腾”式的儀式活动，个体才能感受到“社会”的在场，从而融入为集体的一员。⑤

沿着上述线索，当代的情感社会学研究拓展了“情感人”的行动法则，进一步呈现了情感性因素从参与微观行动到最终影响宏观结构的逻辑过程。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递进层次，其过程可大致归结为如下四个环节：

首先是个体情感的发生机制。显然，社会情境对特定情感的激活有着重要作用。特纳就将这一抽象的情感激活过程概括为“情感唤醒”。⑥ 他指出，人们的情感往往发源于某种非现实性的感受或期待，而在接触某种场景或体验特定经历之时，其内心能够自发地形成某种积极或消极的主观反馈。

其次是情感表达的呈现方式。内心的主观反馈需要转变为支配行动的情感力量，还离不开服务于特定情感目标的现实载体。在此方面，柯林斯以“情感—符号—仪式”的互动仪式链来概括人们情感表达的具体方式，并强调了特定的符号与仪式之于情感表达呈现的意义。特别地，这一仪式链的发生有赖于四个条件：两个及以上的人聚集于同一场所、设置区分局外人的边界、形成共同关注的焦点以及分享共同的情绪体验。①

第三是情感主体间的连接关系。随着情感力量的积累，参与情感表达的行动者往往已不局限于少数个体，此时，各参与主体之间的连接成为情感性因素进一步整合的重要环节。上述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还指出，伴随着互动仪式的持续扩展，各参与主体将形成相对稳定的彼此团结关系，并产生基于共同情感的身份认同与道德感受。②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情感性因素得以在具体情感行动的基础上生成特定的共同体。

最后则是情感共同体的持续演化。由于情感性因素往往更具灵活性，情感共同体的自我再生产也通常处于持续演化的过程中。马费索利的“情感部落”概念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情感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部落”，其中的人们大多是“非定向地在一起”，并随着不同社会情景和际遇的变化而流变。有趣的是，这样的“部落”一方面带有“宗教”式的特征，即群体中的领袖对成员要保持高度的吸引力与感召力，从而维系群体组织的持续运转；但另一方面又带有“可选择的社交”特征，即群体参与者要能够以自身的好恶来寻找伙伴，从而不断重拾“在一起”的意义体验。③

总之，相关的情感社会学理论强调了“情感人”假定的基础性意义，探讨了微观层面的个体情感是如何经由情感唤醒、情感表达、情感团结等过程而形成特定的情感共同体，从而持续地在宏观结构层面发挥作用的。这为本文分析数字时代的“饭圈”提供了重要启发。

２．粉丝情感与数字技术的结合

在当前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数字技术除了与文化工业资本相结合之外，也以其独特的方式赋能了粉丝自身的情感实践。在此方面，已有经验研究围绕数字时代粉丝的“情感劳动”展开了有益的探讨，并侧重通过分析具体的追星劳动过程，以反思数字技术究竟是资本利用情感、剥削非物质劳动的工具，④还是粉丝等新型劳动者反叛剥削、捍卫自主性的武器。⑤ 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仅是将数字技术作为特定情感劳动环节的工具，却忽视了当前的数字技术已然成为一种全新的结构性条件，并深刻地重塑着粉丝情感行动的各个逻辑过程。

事实上，在现阶段关于数字时代社会变迁的相关讨论中，已有研究指出，数字技术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连接结构，并使得社会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出现了系统性的变革。⑥ 这样的变革集中体现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生产生活场景的时空延展。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完善，数字技术形成了一种平台式的结构，其中的信息、资源、参与者等可以灵活地在各种时空环境中实现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