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曾国藩的诗文与日记中得知，他多有题图之作，最后一次，应该就是同治九年十月十三日（1870年11月5日）的《题青松红杏图》。在当天的日记上，曾国藩留下了如此记载：“阅看崇效寺老僧智朴《青松红杏》手卷，将作诗而不果……二更后作七绝一首，写于《青松红杏》卷子之上。”

但是，这首七绝当时应该没有存稿录副，因此，在他去世后，从1874年首次编印的《曾文正公全集·诗集》，到2011年岳麓书社修订增补的《曾国藩全集·诗文》，包括民国文人刘声本1929年辑刊的《曾文正公集外文》，以及我自己标点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曾国藩诗文集》（2005、2013），都没有这首诗的踪影。

2023年8月，我终于找到了这首题图之作：“春花犹是昔年红，烂漫繁枝照碧空。定惠道人无一事，独依松下听清风。”

题诗为曾国藩亲笔，真真切切“写于《青松红杏》卷子之上”。除了“同治九年十月曾国藩”的落款，还钤盖着两方印章，阴文“国藩印信”，阳文“涤生”。左边更有小字一行：“甲寅三月十九游寺，得读先祖集外诗。曾广钧谨志。”曾广钧为曾国藩三子曾纪鸿之子，清末翰林，著名诗家，本轮甲寅为民国三年（1914），“得读先祖集外诗”，也就是说，这首未曾收入《曾国藩全集》的集外诗，连曾广钧都是在几十年后第一次意外获见。而其机缘，则是春游佛寺，得见寺中藏图，因此特意在祖父手迹之旁，手书小字一行志之。

两三百年间，崇效寺先后以枣花、丁香与墨牡丹享誉京城。春夏之际，文人士大夫结伴而游，赏花吟诗，而达官名流，更能受到寺内高僧出示珍藏画卷、恭请题笔留名的礼遇。曾国藩年轻时，曾在北京城生活十五六年，日记中却不曾见到游历崇效寺的记录，尽管他当年租住的南横街千佛庵、达子营关侯庙以及绳匠胡同、碾儿胡同等处，其实都与崇效寺相去不远。等到有缘“阅看崇效寺老僧智朴《青松红杏》手卷”之时，他已经是官居一品的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方从直隶总督卸任，回任两江总督。

1990年9月，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从湘潭大学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刘乃和先生指导下做访问研究。我当时正参与整理《曾国藩全集》，所以与刘先生商量，以《曾国藩诗文系年》为研究课题。

此后一年，在北京大小图书馆查阅文献，我先后获得曾国藩散佚诗文若干，其中劳而无功、无功而返的，就是这首散佚一百多年的七绝《题青松红杏图》。

明清名寺崇效寺，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遭到毁坏，《青松红杏图》一度流出寺外，十年后辗转回归。历经多年战乱，寺庙终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荒败解散，《青松红杏图》去向不明。刘乃和先生告诉我，这幅画卷，她的好几位师长都见过，但都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电话询问北师大赵光贤等先生，也都语焉不详；我又带着刘先生的介绍信，两次去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化寺，两次访问周绍良先生。第一次，周先生因有外事接待，匆忙中把我介绍给静慧法师，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但我俩各说各的，一点都不沾边；过几天再去，周先生说：“没见过，只知道‘卢沟桥事变’前，（画卷）还在崇效寺。”刘先生又两次打电话，询问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先生。第一次，史先生在合肥开会，未能详谈；一个月后再去电话，史先生告知，“《青松紅杏图》当时收归北京市文物局系统收藏”。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已经访学期满，随后便返回湘大，投入紧张的《曾国藩全集》整理工作。直至1993年4月，《曾国藩诗文系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于曾国藩《题青松红杏图》，我也只能遗憾出以“今未见”三字。

二

2018年2月，在香港大学图书馆，我看书看累了，伏案坐久了，立起身，信马由缰，走到书架，漫无目的翻书，随心所欲而已。随着手指划过一册册书脊，一本很普通的书——《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映入眼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