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旷世英杰的深情追慕与真诚致敬
作者 刘金祥
发表于 2024年6月

在浪飞涛涌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奇绝伟岸的人物以其非凡思想和不朽行为,成为标注时代的人文坐标和引领时代的精神灯塔。当国运危殆、民生艰窘、社会动荡的近代中国在迷惘中坠落下沉之时,一个激昂的声音从晚清的混沌政局中传出,这就是“戊戌政变第一完人”谭嗣同发出的“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高亢呐喊。作为“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谭嗣同的椽笔如同一柄利剑,直指时代的痛点与痼疾;谭嗣同的思想恰似一团烈火,点燃了民众的斗志与激情。正如梁启超所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作为一个在民族兴衰跌宕的长歌里孤勇吟唱的历史巨人,谭嗣同无疑值得后世大书特书。由湖南女作家彭晓玲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既是对旷世英杰谭嗣同生命历程的精彩书写,也是对湖湘先贤谭嗣同的深情追慕与真诚致敬。

“只余心独在,看汝更千年。”对于当下,谭嗣同连同他参与的“戊戌变法”,已经湮灭于时光隧道的深处,谭嗣同慨然赴死以及他与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等维新志士力图挽救民族于存亡之际的形象也日益变得抽象而模糊。那个时代的文人志士面对着怎样的险恶处境?以何种心态生发出改良思想和维新壮举?如何理解谭嗣同的果敢决绝与舍生取义?《谭嗣同》对此给出了明确清晰的回应与解答,向“拼命而行之”“不成功则成仁”的著名乡党谭嗣同献上一瓣心香。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伤心史,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博学善思、融通古今的谭嗣同,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肇始之际,于浩瀚天幕上划过的一颗璀璨流星。可以说如果没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百日维新也许就是一场近乎闹剧的改良变法;如果没有“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谭嗣同,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也许还要推迟若干年后才能诞生。所以,无数后人感念、敬仰、追缅和讴歌这位杰出的思想先驱。与谭嗣同同籍的湖南浏阳作家彭晓玲以百万字的皇皇巨著,将“誓拯同类,极于力所可至”的谭嗣同短暂而辉煌的一生细致地再现出来,引导读者步入谭嗣同所处的时代及其精神世界,启悟读者走进其情感深处和思想腹地,由此我们看到一个真实可感的谭嗣同。他对生命的悲惋之情和苍然之感,更多源于死亡在他并不长久的生命时段内投下的浓重阴影:他童年在原生家庭中遭受严重的心灵创伤,母亲、姐姐和哥哥短时间内相继罹病去世;长大后他年幼的儿子不幸夭折。诸多磨难和不幸铸就了谭嗣同清刚亢勇、凛冽决绝之秉性,其内心早已将死亡置之度外。阅读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回首不堪的过往,追悼不屈的先烈,深切感到谭嗣同的舍生取义、以死警世,让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看到了光明的价值和信仰的底色。谭嗣同由于不满现状而探寻求索,自儒学而西学,进而佛学,以寻找“强国富民”的路径;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他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寻求认知的平衡与突破;面对甲午战争带来的国家破败和民族耻辱,他坚决勇毅地承担起以思想启蒙构建新制度、新文明的责任与使命。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民众的觉悟,激活了民族的精神,加速了一个腐朽的封建帝国的覆灭。小说通过对“剑胆豪气”“锦绣琴心”的谭嗣同身世、遭际、命运的深彻回望和周致摹写,使读者对已殉难两个甲子的谭嗣同产生了深挚共情和强烈共鸣,也使读者仿佛重新回到了风雨飘摇的历史现场,深透理解那个积贫积弱的特殊年代。作为一个赤诚忠勇的爱国者,作为一个以身证道的死国者,谭嗣同决意用生命去撞破黑暗最坚硬的外壳,决意用决绝击打国民麻木的神经,决意用鲜血浇灌民族希望的种子。正是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谭嗣同》铺开近代历史画卷,展现清末时代风云,咏赞维新变法英烈。這部黄钟大吕般的小说作品,倾注了作者深沉的思想情感,凝聚了作者深刻的历史思考,体现了作者深湛的艺术识见。正源于此,在众多同类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谭嗣同》以其独到的精神追求而显得不同凡响。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对谭嗣同做过一个相当精准的评价:“谭嗣同回答了当时时代提出的问题,指明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就这两点上说,他不愧为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大运动的最高理论家,也不愧为中国历史中的一个代表时代精神的大哲学家。”

历史小说的叙事话语受制于历史话语谱系的规约和限制,历史循着一定的文明界碑行走,其特有的意向植根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这就决定了历史小说叙事只能遵循特有的美学规则。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运用内聚焦和外聚焦相结合的手法,对谭嗣同的生活历史进行了组合与重构,展现了历史情境中卓越人物的人情和人性,赋予了谭嗣同历史生活一定的价值评判。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绝非凭借艺术加工形成的,其借助的主要是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的真实性。读了《谭嗣同》,笔者认为书中精心状绘的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谭嗣同的形象,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浓郁家国情怀的爱国主义者形象,正所谓“抚剑起巡酒,悲歌慨以慷”。革命导师列宁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精辟:“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本文刊登于《书屋》202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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