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对泰戈尔认识的发展变化，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出他自身思想的发展变化。

瞿秋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的世界眼光和视野，在五四运动期间就显露出来了。他主张青年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1919年11月，瞿秋白和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等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旬刊，这是一份具有鲜明的五四启蒙色彩的杂志。瞿秋白在该刊共发表了二十三篇文章，主要是探讨社会问题，抨击旧社会和各种旧思想，宣传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1920年起，受李大钊影响，瞿秋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基于唯物史观，提倡以激烈的革命方式彻底改造旧中国，建立新社会。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和俞颂华、李宗武作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联合特派员，离开北京，前往苏俄采访。1921年5月，瞿秋白在苏俄加入了共产党。瞿秋白与泰戈尔的第一次接触，就发生在他加入共产党后不久。

“赤都”首谈“森林诗人”

1921年12月24日，身在红色苏俄已是革命者的瞿秋白，第一次谈到泰戈尔却是以“自然”为题，全无革命色彩：

印度哲人泰戈尔说：“希腊文化发生于海隅小城市，——都市的城壁暗示‘占有’的冲动，他视‘自然’为敌；譬如行路的人，以大道为障碍人与目的之间的远度。印度文化发生于森林温地，——长枝漫叶；起居感受于其中，增长‘融洽’的精神，他视‘自然’为友；譬如行路的人，以大道为人与目的之间的因缘，——实在就是目的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的协调，为将来的文化；浓郁的希望，仁爱，一切一切……由忿怒而至于喜乐……

瞿秋白人在“赤都”，却心在“森林”，这是因为他“生来就是一浪漫派”，又身在异乡，浓郁的孤独之情、思乡之情时时袭来，其性情上倾向于泰戈尔的爱的哲学也很自然。所以，他相信泰戈尔的“森林”哲学是必要的，也是有真价值的。

瞿秋白身处苏俄，而苏俄则处于“俄罗斯文化及西欧文化结晶的焦点”。耳濡目染兼具东西方文化特色的苏俄文化，联想到中国自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自称“东方稚儿”的瞿秋白，希望从苏俄借鉴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经验，即如何在吸收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前提下，又保持自身东方文化的特性。印度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部分及西方殖民地，很能代表和展现东西文化交汇和冲突的规律。而其中最能代表中西文化交汇和冲突的因素，就是科学与自然的关系。

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瞿秋白即使在思国、思乡、思家情绪最强烈的时候，也常常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解剖生养自己的那个“士的阶级”之家，解剖这个家所代表的封建没落阶级在自己思想上留下的烙印，一再强调自己“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固然不错，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重轻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

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

这种解剖精神，也决定了瞿秋白虽然心仪泰戈尔诗中的“森林”美景，心仪他所理想的爱与和平的世界乐园，但他不可能接受这种超乎阶级与社会、远离现实的理想。自己的信仰和奋斗目标，中国现实社会和文化界种种阻碍中国解放和发展的矛盾，以及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都促使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意识，抛弃泰戈尔超阶级的仁爱思想，同时还要想方设法避免这种思想对承担着中国希望的中国青年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种意识，在他从苏俄回到中国后，愈发迫切和强烈。

“救”弟弟于泰戈尔

1923年初，瞿秋白从“赤都”回到北京，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支持下，立即投身于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的编辑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宣传和斗争实践的坚定领导者。

泰戈尔答应讲学社，预于1923年10月访华。久处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后的失落与期盼中的中国思想文化界，闻此又开始躁动起来，各种文化团体和一些重要的政治或文化人物纷纷对此作出反应。瞿秋白深谙理论宣传影响力，他立刻敏感地意识到，泰戈尔这样一位世界著名诗人，若来华宣传空洞的“爱”和“光明”，一定会对中国青年产生消极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革命的进程。他有责任尽力消除泰戈尔可能会带来的这种消极影响。

瞿秋白对泰戈尔的态度就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化的序幕，是1923年10月28日他写的《弟弟的信》。

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时年十七岁，正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恰同学少年”，是国家希望所系之一代。弟弟在给瞿秋白的信中提到，自己读了1923年9月《小说月报》“太戈尔号”的文章。当时他在湖滨公园，面对着山，坐在一张飞来椅上，在泰戈尔式的环境和情绪中，正在阅读郑振铎的《欢迎太戈尔》，却听到马路上一片“混账！忘八！”的骂声，“原来是一个衣冠禽兽，在那里骂工人模样的一个人，后来并且将他的兽掌打工人的面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