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山听呼喊
作者 王育赋
发表于 2024年6月

写作者的自恋,是一种没有上升到明亮的意识表层的满足感、精神的富足感,这常常带有十足的盲目性,盲目到不知今夕何夕。然而寫作者通常还有另一些极端的感情,如恐惧、悲哀、怯懦、忧患、愤怒等,舍此不足以为文。钱锺书先生因此说,以文学史的眼光来看,历代的文学主流究其实质皆为“伤痕”文学。泛滥的歌功颂德的作品,极少可以经久而不衰。写作者需要有一种自沉的、沉迷的意趣,需要一种面对俗世勇于“堕落”的气质,然后在“堕落”中自恋,在自恋的云雾里体味种种极端的“阴暗的”感受,在这种种极端情绪中寻获自恋的精神本质。对“自我”的深切认同,或者干脆一点说,自恋成为他们的精神皈依。想想看,卢梭的《忏悔录》、川端康成的《我在美丽的日本》、苏东坡的《赤壁赋》等,皆为自恋作品的典范。

然而,如果一个作者自恋自负到常常不自觉流露出厂长经理式的笑容,那么他的写作生涯行将终结。读这部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余华的《灵魂饭》,我们便能明显感觉到他这种神秘的微笑。本书通篇洋溢着自信,然而终究流于暴发户式的浅薄。带着神秘微笑的余华,与夫作为精神贵族的卢梭,沉迷于自我颓废的川端康成和桀骜不驯、才华横溢的苏东坡诸人,毕竟是相去甚远且不可同日而语的吧。不仅如此,我们读完该书后,总觉得不能不作些更具体的批评。如周作人所说,文艺批评“是主观的欣赏不是客观的检察,是抒情的论文不是盛气的指摘”。

不难看出,作者多么想在序与跋之类的文章里嵌入足够多的深奥晦涩的学术名词,以显示他文学家底的厚重。可惜他对此大概深感其难吧,于是退而求其次,掺入很多具有哲理意味的句子,仿佛要让它们句句道出真理而不朽。余华“前言与后记”里的文章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言之无物,东一句西一句,其实又并没有系统的、连贯的思想。看这一句吧:“因为一部作品的历史总是和作家个人的历史紧密相连,在作家众多的作品中,总会有那么几部是作为解放者出现的,它们让作家恍然大悟,让作家感到自己已经进入了理想中的写作。”这到底是要讲些什么?何为“理想中的写作”?何为“作为解放者出现”?其实对于一个作者,只要是用心为之的,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将具有解放的意义。再如“写作就像生活那样让我……”“写作的过程……很像是斗殴的过程”“……不是大街上莫名其妙的出租车招手即来”,余先生很喜欢用这样一些出奇弄怪的、费解的、无意义的比喻,好端端的东西常被他用比喻糟蹋得面目模糊、不伦不类。在《我为何写作》中,作者写道“写作……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作家”,仿佛作家已不是“活生生的人”;又说“文学的力量就是在于软化人的心灵”,仿佛人心的最高境界便是变软。

本文刊登于《书屋》202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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