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刻书业，以虞山毛氏家族影响最著。毛家藏书丰富，校勘精审，印刷量非常大，钱谦益为毛晋所撰墓志铭称“毛氏之书走天下”，其言不虚。直到光绪年间，叶德辉在北京、湖南等地，仍见到汲古阁刻本“插架皆是”，所以《书目答问》就把毛本列为常见易得之书。三百多年来，经历了战乱频仍、政局更替等历史巨变，我们居然还能遇到汲古阁一鳞半爪的丛残，更可以想見当年的胜业了。

我得到的第一本毛刻本，是李善注《文选》卷四十到四十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江南见到这样一个残本，买了别的书，让掌柜白送的，借以见识毛本的面貌而已。不久后，又在河北买到一部四册《孔子家语》，有木刻图画十页二十幅。二十一世纪初在青岛见过一部两函完整的毛刻《文选》，因价昂无力购下，但随即以很低的价买到《史记》残本二十卷、《隋书》残本十四卷。

“十三经”“十七史”和《文选》，毛氏都下过很深的功夫，不惜重金购求宋本，在“兵兴寇发，急如累卵”的社会变革中，在“湖边岩畔，茆庵草舍……水火鱼鼠”的环境里，是耗尽家产，“闭户自课”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