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屈原形象进行历史建构的长河中，戏剧无疑扮演着独特且相当重要的角色。较之于庄重、严谨的学术研究，戏剧文体的优越之处，在于剧作家可以借由戏剧尽情挥洒自己的创作激情，写出心中理想的人物形象，甚至为此重构、虚构历史。另外，戏剧艺术因其“能感人”的视听特质，受到各个阶层的民众喜爱，普及面深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与郭沫若就屈原历史真实性问题展开反复辩论的侯外庐，最终不得不承认，“结果是文学和艺术战胜了史学和哲学。今天，已经抹不去中国人心目中郭沫若所加工的屈原形象”。屈原的戏剧化进程无疑促进了屈原及其作品的普及，更为重要的是将屈原精神与历代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与时代命题结合起来，使“屈原”永葆活力。

屈原的戏剧演绎始于隋唐时期的“水傀儡戏”，《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六引《大业拾遗记》所载杜宝《水饰图经》，记录了隋代大业十二年（616）上巳节在曲水中演出的七十二种“水傀儡戏”，其中《屈原遇渔父》《屈原沉汨罗水》关涉屈原，大致取材于《渔父》篇。“水傀儡戏”尚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戏曲形态。至元朝，体制完备的“屈原戏”形成，历明清而不衰，总共诞生二十一部“屈原戏”。遗憾的是，元明时期的剧目皆已佚失，目前存留下来的十一部皆为清代剧目。

元代诞生三部“屈原戏”：睢景臣《屈原投江》、吴弘道《楚大夫屈原投江》、无名氏《屈大夫江潭行吟》。虽然剧本不可得见，但由剧名大體可推测出剧作家关注的是屈原放逐后，行吟泽畔直至沉江的悲剧人生节点。

明代出现四部“屈原戏”：袁于令《汨罗记》，吕天成《神女》《双栖记》，徐应乾《汨罗》。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载，袁于令《汨罗记》“极状屈子之忠愤”，可惜的是“记成乃成秦灰，不可得见”，不过，“乃成秦灰”的《汨罗记》“惟散其事于《神女》《双栖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