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犯了一个人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

我没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博尔赫斯

幸福，大约世上人人渴慕拥有。以幸福做名字的人，大约世上也不少。我就认识一个名字叫幸福的男人。他是我在湖南老家的隔壁邻居，比我大一辈，我叫他幸福叔。

昨天晚上，我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问及她近日身体状况，她还是时常头晕头痛，胃口也不好。母亲忽然说起家门前的柚子树，有的柚子已经甜熟了，但前天夜里被人偷摘了几个，抱怨说都是夜里守灵打牌的人摘的（按现今乡里习俗，逝者停灵期间，晚上需雇人守灵，守灵的几人在棺柩旁摆一张牌桌，靠打牌熬通宵）。给谁守灵呢？我有点诧异。母亲回答说，邻居幸福叔从自家三楼屋顶上摔了下来，先砸到二楼的护栏，再栽落在门前水泥地上，等邻居闻声赶来，他已经没气了。“大概是不留神吧，他脑子也不太清醒。”母亲这般说道。

幸福叔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出事的，我没有向母亲求证，这并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只是他死了这个事实仍然令我有些吃惊，毕竟他才六十来岁。幸福叔曾经是一个爱说笑的性格开朗之人，后来则仿若变成了一块燃尽、冰冷的木炭，再无半点温热，终而变成了一个众人嫌弃的“疯子”，如今猝然而逝，更像是一种难以挣脱的宿命。

时针拨回到近四十年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幸福叔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阳光小伙，常常未开口就咧嘴先笑，样子老实、憨厚，有一把子力气，干活不惜力。因为还未婚娶，他和老父老母住在一起。他的哥哥早已成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庆瓜跟我年龄相仿，几乎天天串门在一起玩。

庆瓜的爷爷奶奶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尽快给小儿子找媳妇。在农村，幸福叔的岁数不算小了，偏偏多次相亲均不成功。家里条件不好，但也不算穷。要是盖上二层红砖楼房，娶媳妇肯定不成问题了。那时，一个村里也就一两户人家盖了红砖房，绝大多数是住土砖瓦房。盖红砖房不容易，家里积蓄不够，显然是不行的。幸福叔家是土砖房，要盖新房，还得辛苦攒上几年钱。

屡屡相亲不成，一家人很是郁闷。庆瓜爷爷脾气暴躁，平时爱躺在屋檐下的一张破竹椅里，用裁碎的纸条，包上自己种的烟叶丝，卷成喇叭筒，划一根火柴点燃，大口大口抽旱烟，喷出的烟雾非常呛人。一天，他一边嘴喷浓烟，一边冲着幸福叔破口大骂，而幸福叔也一改温驯脾气，把老头子连人带躺椅，一把推进了门前的臭水池。庆瓜爷爷在臭水池里扑腾，比落汤鸡更狼狈，挣扎着爬上来接着破口大骂。庆瓜奶奶一边给老头子洗脏衣，一边直抹满脸老泪。

没能盖新房，可以想其他路子啊。1985年的秋天，一天放学后，我刚回到家里。庆瓜就匆匆跑来找我，说叔叔家买了一台电视机。那时，村里还没人有电视机，一听说幸福叔买了电视机，纷纷过来瞧个新鲜稀奇了。

那是一台火红色外壳、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幸福叔动作温柔，像抱一个婴孩般，把它从纸箱里小心翼翼抱出来，轻轻放在柜子上，转弄着天线调收频道。我们这帮小孩，看得聚精会神。当布满雪花点的荧屏出现画面时，屋子里的人全都欢呼起来。那天为了多看一会儿电视，我坚决不吃晚饭，对妈妈反复催我回家的喊声置若罔闻。

买这台电视机大约花了五百元，其时对农家来说花费不菲。庆瓜奶奶咬了咬牙，把栏里的一头肥猪卖了，还卖了几百斤谷子，加上女儿给的一些钱，总算把电视机抱回来了。幸福叔觉得还不够齐全，又四处借钱去买了一台录音机。

其时，大部分村民家里，最高端的“电器”不过是手电筒。幸福叔家同时拥有电视机、录音机，气派立即上去了。过年的时候，他从城里带回几盘磁带，往录音机里啪的一插，摁下开关按钮，音量调到最高，欢快的歌声在空气里荡漾，四邻都听得清清楚楚。幸福叔最爱听的一首歌是邓丽君的《回娘家》：“风吹着杨柳哗啦啦啦啦啦，小河里流水哗啦啦啦啦啦，谁家的媳妇儿，她走得忙又忙呀，原来她要回娘家……”很多年以后，这首歌的旋律依然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说媒的人也多了，庆瓜奶奶往日一脸的愁苦，也绽出笑容了。然而，每次相亲后，不是人家姑娘不满意，就是幸福叔不满意，一年多下来，竟然还是没有定下对象。庆瓜奶奶又恢复了一脸愁苦。庆瓜爷爷又常常一边抽着纸喇叭烟，一边破口大骂。幸福叔的反应也没以前那么激烈了，也就默不作声。

但幸福叔还是每晚把电视机抱出来，摆到外面宽阔的晒谷场上，方便邻里大伙儿看。只要不停电，每晚场地里都要围满老少几十号人，没带凳子的小孩甚至爬上树，坐到树杈上看电视。电视剧《霍元甲》《陈真》《上海灘》等，就是我们心中的最爱，也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有一次，我在家练毛笔字，一时兴起，提笔蘸墨来到幸福叔家，在门中央写上《霍元甲》主题曲中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几个斗大的黑字。字写得歪歪扭扭，墨汁却渗进了木头，像一排秃毛乌鸦般丑陋。幸福叔用抹布蘸水，怎么擦也擦不掉。但他也只是笑笑而已，对我并未有任何责怪。

在这个时期，村里的太平叔忽然查出得了喉癌。癌症很可怕，大伙儿都这么传着。太平叔住在大屋院子，那里有几排凹字形的祖传瓦房，好几户人家拥挤着住在一块。我们这帮小孩，常去院子里玩。每户人家平常也不关门，我们就在各间老屋子里穿梭，玩捉迷藏的游戏。

太平叔已婚，跟媳妇文英感情很好，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小武。当初，在太平叔新婚之后，我们这帮小孩还去他家窗下偷窥。他和媳妇有时躲在蚊帐里亲热，一发现我们躲在窗下，就跳下床来撵我们。他为人和气，从不骂脏口，平时爱鼓捣钟表。文英婶身材丰满，不算漂亮，但也眉眼含春，待人也热情。美满的三口之家，却因癌症蒙上了阴霾。文英婶天天熬药，而太平叔都进不了食了。

没过多久，太平叔就死了。去世的那一天，他坐在椅子上，骨瘦如柴，低垂着头，面色惨白如纸，如木偶般被抬到停棺材的堂屋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的模样，却一点也不害怕，只是觉得样子有点古怪。文英婶哭得死去活来，把额角都磕出血来了。太平叔下葬后，剩下文英和小武这对孤儿寡母，以后日子不好过呀，左邻右舍这么看在眼里。

一个月后，经村里的老太太热心撮合，文英婶同意改嫁给幸福叔。没过多久，她还带着小武搬进了幸福叔的家里。庆瓜奶奶甭提多高兴了，整天地头、灶头忙着，不让文英婶干一点家务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