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窗灯

家里人都在为明天挂亲做准备，我插不上手，便在村子里转悠。去年夏天以来，没下过一场大雨，连春天也只下过两次毛毛雨，水田成了旱土，用了几百年的水井也枯竭了。一点春耕的气息也没有。树木与往年一样浓郁，像海水一样将村子填满，脐橙开了少量的花，偶尔闻到淡淡的香味。阳光下，一栋栋洋楼格外醒目，村庄早已今非昔比。祖辈的木屋、土砖屋，在不经意间消失得那么干净，我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这不是我熟悉的村庄。

铁三爷家的老木屋，是刘家老院子残留的最后几间房子。去年拆了，留下一块平整的空地。这栋偌大的清朝老院子最后的遗迹从村庄里抹去。它只是老院子东北角之一隅，西南方的主体建筑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拆除了，现建起了五栋楼房。我想：过不了多久，这里将新建一栋或两栋楼房。铁三爷是村里他们那一代中最成功的人，在县工会工作，爱人在村里务农，属“半边户”，生三儿一女，其中三个在县里工作，小儿子研究生毕业，在北京工作，官至司局级副职。随着铁三爷的过世和老房子的拆除，这一家人将渐渐从村庄淡出，变成口口相传的故事，变成村民教育后人的励志教材。我站在废弃的宅基地上，环视四周，静听屋后的星子山传来挂亲祭祖的鞭炮声。仿佛，我站在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与历史通灵。旁边那栋楼房下曾是我家的宅基地，我出生在那块土地上的木屋里一张老式木架子床上，我的胞衣挂在屋前圳坎那排古树杈上。古树还在，苍翠如初。铁三爷的小儿子与我同年，都是院子里江大娘接生，他的胞衣也挂在屋前的古树上。这儿，是我们的胞衣地、福地。只可惜，从今往后再无法踏进文物般珍贵的老屋，听屋檐以外的风声雨声。

我坐在石墩上，闭上眼睛，老院子在脑海中浮现。我从正朝门走进院子，从石板路穿过禾塘，在四个堂屋里游荡了好一阵，在正堂屋的神龛前作揖磕头。六十几间房子我一一走过，见过近百位长辈、同辈和晚辈；我见到了娘，她站在亭子里喊我：“崽，放学这么早，饭在灶上，菜在饭上热着，吃完饭去扯猪草。”我查看了牛栏里十几头耕牛，我记得每一头牛的名字，并准确无误地叫唤出来，它们还认识我，望著我、对我叫，我摸着叫“尖尖角”的黄牛的头，它用舌头亲昵地舔我的手，我养了它十几年。星子山又响起一阵挂亲祭祖的鞭炮声，将我惊醒。我仰起头，天空如此浑浊，风如此咸。

清溢塘保留了村里最后三栋民宅，东西向一字形排列，各户都有围墙，自成院落。相邻的围墙共有，正面的围墙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一条小圳贴着围墙流过。我走在圳坎上，仿佛走在时间的巷尾，在不太明亮的光线里引发一些莫名的思忖。曾经被脚板磨得锃亮的石板，如今因人迹罕至而蒙上了尘土，石头也会生“锈”。想当年我挑着水从圳坎上经过，总会遇到人，互相打几声招呼，空气里充满着鲜活的人气。

东边是杨家，土砖砌的朝门紧闭着，木门上了锁，锁锈迹斑斑，应是多年没住人了。中间一户是江家，两扇木门已脱落，相叠着斜靠在门框上。我停下来朝里面张望，目之所及全是荒凉之物。禾塘里长满野草，枯草高过膝盖，新长出的草低一些，盖不过枯槁。一条小路将禾塘分成两半，一头连着朝门，一头连着老屋。正屋为标准的五柱四挂的木屋，两侧各配有三间土砖房。东边的两间杂屋，散乱地堆放着过时的农具。整个房屋似乎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应是好多年没有人来住过了。其他的门都紧闭着，唯堂屋门开着，里面昏暗阴森，仿佛有寒气袭来。堂屋前的门廊上有一条长凳，上面并排摆放着三个瓷酒杯，应是主人祭祀后留下的，不知有多长时间没有人来过了。这屋里，曾经人气多么旺盛。当年，户主是江家两兄弟，老兄是木匠，有三个儿子；老弟是生产队长，有三女一儿。上有老母，村里男女老幼都叫她“爹爹”。她为何是男人的称谓，是有个离奇来历的。听老人说，她六十几岁时突然“死”了，在办丧事封棺时从棺椁里坐起来，以其过世丈夫的身份说了一些神秘的事。主事的高人说她丈夫附体复活了，于是所有人都改口叫她“爹爹”，此后，她以丈夫的身份活到九十多岁。小时候，我经常来江家玩，与一群小伙伴在禾塘里做游戏，没把这事放心上。今天站在这废弃的院子里想起此事，诡异到叫人毛骨悚然。我急忙转身往外走，被哗哗哗的响声吓了一跳。原来，一条狗步蛇（即一种蜥蜴）在枯叶里逃窜。

江家人是清末重臣名将江忠源、江忠义的后裔，当年他们极力掩盖这段渊源，将自己掩藏在芸芸众生之中，成为草芥，任由其生长蔓延。小时候，我并不知道与自己一起嬉戏的小伙伴有那么显赫的祖宗。也许，他们自己也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出了朝门，我回头望了老宅一眼，心里陡生沉重而异样的感觉。江家子孙都已迁居新楼，再也不会回来居住了，不需要多久，这栋承载着祖辈命运的老宅将化为虚无，不被后人问及。

最西边一户是翦家，木板朝门敞开着，院内整洁干净，有人的温度、气息。木屋的柱子和堂屋门上贴有春联，应是今年春节贴的。西边土墙边的竹篙上，挂着五六块洗净的腊肉，颜色金黄，在阳光下冒着油。一只老母鸡趴在墙根下晒太阳，腋下藏着小鸡仔，一只小鸡仔趴在它背上睡着了。我轻手轻脚进了朝门，还是惊醒了母鸡，母鸡叫唤着带领一群小鸡仔去了禾塘的树下，躲避我的意图十分明显。横屋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位老人从屋里出来，朝我张望。我赶紧叫了一声：“舅爷。”——因他姐姐嫁到我们刘家，我跟着他姐姐的孩子叫他舅爷。他笑着应答了一声，也很快认出了我，唤着我的学名。我递过一支香烟，他用双手来接，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失礼了，改成双手递过去。给他点烟时，我双手捧着打火机，他双手捧着我的手。在他面前，我又重操久违的礼节。看得出，他身体没有大的病痛，眼神也好，满口牙齿齐全，我夸奖他身体硬朗。他开心地笑着，说：“托你的福，还行。”老伴十几年前过世了，他一直独居在老房子里。他两个儿子都盖有新楼房，儿孙满堂。我问他怎么不跟儿子住一起。他笑着说：“两个崽都孝顺哦，都请我去住，我想自己还动得，就多守几年老屋。房子不住人容易坏噢。”小时候，听老人说，他和姐姐随父母在民国早年从常德逃荒来到这里避难，靠父亲一手好木匠活养家糊口，安顿下来。解放初期，他与本村女子结婚，盖起这栋木屋，生下两男一女。他本是维吾尔族，儿女全部随母亲选择汉族。他的父母再没回过老家，从未提起老家的人和事，他们是有意逃避的，也许当年发生了叫人不堪回首的事。至于他，原先的故乡早已变得模糊和陌生了，而异乡早已变成眼下的故乡了。我完全理解老人对房子的感情，这是他一生的心血与骄傲，更是灵魂的寄托。

他双手递给我一杯茶，我赶紧双手接着，说：“您这个年纪了给我倒茶，喝了折寿啊。”他连忙说：“话莫这么讲，你是客呀。”我喝了一口茶，问：“您老恐怕快九十岁了？”“托你的福噢，今年正月满了九十三，呷九十四的饭了。”我赶紧恭维他：“看您这么硬朗，活百多岁没点问题。”他笑得很开心，嘴上却很谦逊：“还活那么久糟蹋粮食，抢别人的饭吃，罪过啊。”

此时，舅爷的大儿子从朝门进来，提着一篮子蘑菇，说是刚从深山里采的，给父亲吃。在与他的交谈中得知其父亲不愿搬离老屋的真正原因，他悄悄告诉我——母亲去世后，父亲跟他住在新屋里，没住几天，母亲托梦给父亲说，她夜里回家了，找遍堂屋、卧室、厨房，家里没一个人，冷火闭灶，蹲在柴屋里饿了一晚，天亮前走了。父亲当天就搬回老屋，再也不肯离开。

夜里，我站在自家禾塘里，看见清溢塘老屋一片漆黑、冷清，唯有翦家亮着一窗微光，像柴火，也像路灯。

孤单的挂亲者

来星子山挂亲的人一批接一批，有时同时来几批人。平日阴森寂寞的坟地，这几天热闹起来。多数坟头上插满亲幡，红红绿绿，子孙越多的插得越多，应验了“多子多福”的老话。少数没来得及挂亲的坟头上，拄着一些往年的旧亲棍，子孙们正在赶回来的路上，坟堆里的先人在焦急地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