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的佛教文化交流，肇始于1600年前，不可谓不久。其有名有姓可稽可考的海东僧侣，高达300余位，而史籍未载者，不啻成千上万，不可谓不深。从教到禅，从显到密，从小乘到大乘，从宗派轮转到佛典译介，从经律论的研习到佛教艺术的门门类类，无所不涉，不可谓不广。有乔觉住锡，始有九华胜地；有谛观携经，方补天台典藏；又义通称祖，终致宝云中兴……东海僧侣们的传经弘法，于大陆向半岛涌动的文化主流中，时见回流，真可谓双向互动，江河合汇。

宋元明州与高丽文化交流中明州港的作用

（1）明州港的发展阶段与繁荣原因

明州港的历史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秦至五代时期；第二阶段为宋元时期；第三阶段为明清时期。与高丽、日本海上交流最活跃的宋元时期是明州港历史上发展的黄金期，其繁荣原因大致可从历史、政策、贸易三方面进行分析。

历史原因：唐末五代时，中原动乱，南方一些地区割据自立，有一些港口遭受战乱损失惨重。如誉称四大港口之一的扬州港已成废墟，广州港也已萧条。但在吴越王钱镠统治的两浙境内，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安定局面，并且重视航海贸易，广招中外海商，继续与日本、高丽和阿拉伯地区维持着海上往来。因此明州还保持着一定的活动能力，为后来宋代航海事业大发展提供了条件。

这种局面到了宋朝进一步深化。由于北方战乱不断，丝绸之路在辽、金、西夏的影响下完全封闭，人口大量南迁，导致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最终向南转移至杭州。南宋时期，南方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远远超过北方，明州港、泉州港、广州港发展成为重要的港口。航海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新航线的开辟，推动着对日本和高丽的航海贸易港口日益向明州港转移，也使之逐渐代替了北方各港，一跃成为中国大陆航渡日本和高丽的主要港口。

宋代对外航线分作南海和东海两条航路，南海航路的主港是广州，东海航路的主港便是明州。北宋端拱二年（989年），朝廷先在杭州设立市舶司，下辖明州市舶务。《宋会要辑稿》记载：“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到元丰三年（1080年），凡海船航去日本、高丽者，即改在明州办理出口手续。《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记载：“往时高丽人往反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此，为了避免辽东金人的骚扰，凡往来于高丽的海船不再走登州渤海航路，改由明州港进出。政和四年（1114年）三月，宋廷宣布禁蕃舶和中国海船再驶进山东密州港以后，所有与日本、高丽往来的船舶“至四明则放洋而去”，明州随即成为东海航路上日本和高丽的唯一进出港。东南亚的占城、阁婆、三佛齐等国及西方的大食（今称阿拉伯）也不时有船前来明州贸易，明州由此发展起来。

政策原因：南宋政府为了确保战争所需的财源、牵制北方势力与高丽政治外交、满足海外奢侈品需求等原因，大力鼓励海外贸易，同时主动邀请外商来华贸易。这些政策使得当时海外贸易快速发展，同时也为当时的南宋政府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離杭州不远的明州港是海外各国使臣、商人、僧侣等接受入境检查的地方，进口货物多通过明州运往全国各地。

贸易原因：宋时期，本土瓷器与高丽青瓷进出口频繁，由于瓷器体重且易碎，比起陆路，水路更适合运送。当时通过明州港出口了很多陶瓷，所以将明州港出发的海上航线比喻为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宋朝不仅出口越窑青瓷、龙泉青釉瓷、青白瓷、黑釉盏等瓷器，也从高丽进口了很多青瓷。

（2）宋元时期明州与高丽交流中明州港的作用

明州港最繁荣的时期是宋元时期，这一时期的明州港在宋朝与高丽、日本的海上交流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北宋曾设立5处市舶司，南宋时期多数被撤除，只剩庆元府（明州）一处。从此“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宝庆四明志·卷六》）。熙宁七年（1074年）以后直至南宋，与高丽的来往主要是靠“明州—朝鲜半岛西岸礼成江碧澜亭”这一海上通道。《苏轼集》中的《乞禁商旅过外国状》说：“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船，非明州市船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且《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亦载：“朝廷遣使皆由明州定海放洋。”由此可知，早在1195年以前，明州港已经是宋通高丽的法定港口，是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处。

《乾道四明图经·分野》记载明州港“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除此之外，从海外进口的物品通过明州港可以很容易地运到内地，这也是其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宋元时期明州港位于运河与海上交通的连接点，具有转运港的功能。

通过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明州港是1195年以来两浙地区唯一承担出入境业务的国际港。明州港在国内货物出口国外和将海外货物运输到国内的过程中，也起到了转运港的作用。大多数的高丽求法僧都是通过海路往来的，他们搭乘的或是国使官船，或是公私贸易的商船。

宋朝时期明州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情况

佛教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并得到官方承认，是在古朝鲜三国鼎立的时期。中国前秦建元八年（372年）夏六月，秦王苻坚派遣僧侣顺道等人赠予高句丽佛像与经书，此为“海东佛法之始”，随后佛教先后传入百济与新罗。公元918年，王建建立高丽王朝，建国之初，就采取了敬佛崇儒并重的政策。高丽太祖《训要十条》第一条便是“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由此可见，宋与高丽的佛教交流很早就开始了，僧人来往众多。本文主要考证义通、义天、坦然等入华僧人和高丽使臣在明州的佛教文化交流行迹。

（1）入明僧人及其贡献

宝云义通：义通（927—988），字唯远，高丽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