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年轻，十八岁，小镇已经老了。

十八岁离家时，他回望了一眼这生他养他的镇子，觉得它又瘦又小，又迟钝又颟顸。他心里渗着极复杂的情感，虽然并没有想留下的冲动，但到底是离开了故土，那把他甩出去的命运的离心力，叫他忍不住热泪盈眶了。

不过这一切都短暂得很，等到他回过头，泪早就干了。或许根本未曾流下来，那泪意只是心里一闪而过的念头。

这地方以前叫锅店子，不知道多少年前留下的一口倒扣的锅底样的地皮，周围都是汪洋，看起来像是一座孤岛。实际上多少年来，确是一座孤岛，若不是后来修了一座钢铁架子的大桥，这里的人和外面的人全凭几条小小的渡船来往。

桥是他十一岁那年修建的，他因此能到更远一点儿的地方去上中学。至于读小学那几年，锅店子仅有的一座小学校，三五个自己也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老师，把他们教得识了字。仅此而已。到他满十二岁这年，锅店子和外面已经通了车，秋天的时候爸送他去县里读初中，坐的是门脸和屁股上都印着大红的“县城—郭店”字样的中巴车。

爸也没进过几回县城，在锅店子过日子，什么都不缺。衣食住行都简单，全是自给自足。这里的日子是圆满的，和它那倒扣的锅底似的地貌一样，边缘齐齐整整，没有什么棱角。爸说其实外面跟锅店子差不多的，都是三餐一宿。他没答话。他心里想的是，那不一样的，锅店子没有天安门，书里说的那些都没有。他没见过天安门，当然爸也没见过，但是他想去看看，爸呢，想也没想过，这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爸把他送到县一中的门口，挥挥手，剩下的路，他得自己走了。

他怯怯地仰头看看县一中那宏伟的门楼，比周家祠堂还高哩。整个锅店子，没有高过周家祠堂的建筑，因此他认为周家祠堂是个神圣的地方。现在他晓得了，县一中的神圣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咽了口唾沫，紧了紧身上的尼龙背包，像个战士那样迈着勇往直前的步伐走进县一中。

其实他还是个孩子，但他已经处处拿大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了，比如宁可吃亏，不占别人的便宜，不和人争强好胜，遇事先想一想，切记祸从口出。他后来想想自己这一生，十几岁已经活了几十岁似的，起点蛮高的。

从锅店子来的学生，除了他，还有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三个人都有相仿的童年，彼此还叫得上小名儿，关系自然亲近些。到了周末，一起坐上门脸和屁股上都印着大红的“县城—郭店”字样的中巴车回家去，爸和妈都说，挺好，有个照应。

他年纪不算最长，但俨然在三人中间坐了大哥的位置，弟妹都由他照应。男同学理科好，女同学文科好，他文理兼备，就凭这一点，两人都服气。他对男同学说，多读书；又对女同学说，多做题。两人问他，你又读书又做题，时间够用不？他说，够的，吃饭的时候可以读书；少睡一点儿觉，就能多做一套题。他们都笑，男同学说，我吃饭的时候不能看书，要不影响消化；女同学说，我得按时睡觉，不然老得快。他们都佩服他老成持重，天生有一种近乎可怕的自律精神。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他都是别人吃饭时读书，别人睡觉时做题。

那个年代读书不花几个钱，只要肯下功夫。他不比别人聪明，但比别人坐得住。有时候他想，读书就像种地一样，收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好得很哩。他比农人更吃苦耐劳。

到了高考那一年，男同学已经不念书了。男同学偏科厉害，凡要背的书，一律背不出，因此主动退出了。他劝男同学再熬一年，男同学说浪费一年的时间背书，还不如出去挣钱。他有点痛心疾首，想说男同学鼠目寸光，但他的老成持重终于还是让他略过那些惹人不快的逆耳忠言，只和男同学作了沉痛的告别。

炎夏时分，他们经历了最难熬的那一段。空调冷气是没有的，连电风扇也奢侈，家里仅有的一台摇头扇，妈把它搬到他的书桌旁。最好的冷饮，是井水里冰一个西瓜。他却不敢多吃，怕跑肚拉稀，脚软了，还怎么上考场？说到底，十几年寒窗苦读，就为了上考场。那是赌上一辈子的事，可不敢大意。

那段对所有参加过高考的人来说，大抵都是这辈子最难忘的经历。他的思路一直是清晰的，读书，做题；做题，读书，从来没改变过。但不晓得为什么，到了发榜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考得没有想象中那样好——终究是运气差了一点儿，他后来这样安慰自己。

爸和妈倒是很高兴，因为他达线了，锅店子还从来没出过大学生呢，他是第一个。

他晓得那位女同学落榜了，但没好意思去她家说些安慰的话，怕人家怪他看笑话。并且因为是“第一个”，他也没有勇气说不去念这所差强人意的大学，只得拿着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去报到了。

这回是从县城走到省城，眼界又大不一样。

可是等到一年之后，他听说那位女同学复读考上了北大，一下子就懊悔得直拍大腿。唉，他要是坚定一点儿，再复读一年，说不定也考上了北大。他有这个实力的。他不信他的分数比那位女同学差。

但既然已经是师范大学的学生，总不能辜负自己这些年读过的书和做过的题。他从来是个踏踏实实的人，并且以后是要教书育人的。

他一拍大腿站了起来。

大学生活很充实，他很少再想到锅店子。爸和妈都以他为傲，他毕业后留在省城，当了中学老师。此后的生活平静无波，每届学生都差不多，三年一轮，像是种果树，播种，浇水，施肥，摘果子。他摘的最大的果子，是考到清北的学生。学生们离校时都感谢他的辛勤栽培，他也很满足，但心底深处仍有那么一块小小的缺口，总也填补不上。他告诉自己，矫情了，一晃几十年，还有什么是放不开的？那个上了北大的女同学，后来不也分到省城，在一家报社当副刊编辑而已。

偶尔他们也见面，看不出彼此有什么大的不同，他叫她的小名儿，她也叫他的小名儿，和在锅店子时一样。他说，都老了，再过两年就要退休啦。她说可不是，一晃都这个岁数了。她笑他这些年也没混个校长当当。他就笑眯眯地说，他是特级教师，退休也不比校长拿得少哩。她点点头，自嘲道，肯定拿得比她多。她所在的报社苟延残喘，这个时代似乎已经不需要纸媒了，再也不复几十年前的辉煌。学校嘛，總归是要办下去的，她说他选这行选对了。他又笑笑，其实不是他选的，是命运选择了他。

命运是很吊诡的，人说不明白。比如多年前放弃高考的那个男同学，现在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没上过大学的他，手底下有一大帮大学生、研究生。据说他家祖坟的风水好。女同学说起那个男同学的时候，口气里有一点儿涩，有一点儿酸。他后知后觉地想，那时候女同学和男同学大概有点意思，只不过他整天埋头读书、做题，全没有往那方面想过。

人哪，说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