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乐，乃国之大乐。作为一个频现于近代中国的文化概念，“国乐”已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传统音乐，也包含那些在形式和内容上彰显民族文化本位，体现中西融合之特质的新型国乐创作，即“新国乐”。从刘天华开展“国乐改进”运动算起，“新国乐”已然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近年来，随着“国潮”的兴起，“国乐”再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李博禅作为当代青年作曲家的代表人物，國乐一直是其创作版图的重中之重，他以连续不断的优秀创作昭示了自己对于“新国乐”的理解，向公众交上了一份厚重的国乐答卷。2023年11月，李博禅携其新作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亮相常州歌舞剧院，作品灵动自在的音符、浓淡相宜的布景，无不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精彩体验，“新国乐”的篇章由此得到了又一次的实践与书写。

笔者当日听罢整场音乐会，可谓思绪万千。在这音乐响起的地方——常州，既是中国古代大运河孕育的文化名城，亦是近代以来红色文化的重要传播平台，可谓是人杰地灵。作为承载这部作品的“场”或“域”，常州为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创造了一个历史与当下、现在与未来交联互通的文化空间——《听见·大运河》的声音不仅是历史和当下的，更是缘于抒情主体所焕发的未来声响。七十分钟的国乐现场，融古于今，化旧为新，呈现出作曲家以新国乐为体，兼以声光手段和吟诵为两翼，道来常州历史、展望美好未来的诗意期景。惟乐不可以为伪，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让我们看见和听见的，绝非仅有作曲家对于国乐的深厚感情，还有他对祖国文化的深情咏叹。纵观全作，“融汇以贯通”“继承以创新”“抒情以述志”是李博禅从《听见·大运河》中自然流露的“新国乐”观。

一、融汇以贯通——作为“国乐现场”的《听见·大运河》

《听见·大运河》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国乐作品。在节目单上，《听见·大运河》被明确贯之以“国乐现场”的称谓。据作曲家及其主创团队所言，“国乐现场”是李博禅首创的概念。作曲家希望能透过此“国乐现场”，让观众在音乐剧场中沉浸式地感受常州背后的大运河文化。这样的一种形式让笔者想起了20世纪初广泛兴起的一种音乐呈现形式——音乐戏剧舞台。早在19世纪，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便通过整合舞蹈、音乐、戏剧和舞台美术等各类艺术，并以其独特的抒情性和艺术美，彻底征服了世界各国的观众。尽管作品的体裁被定位为“芭蕾舞剧”，但已然呈现出综合性舞台作品的特质。20世纪之后，先锋派作曲家更是将此体裁推向了新的高度，开始大量运用音乐以外的舞台元素来增强作品的修辞效果，而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也在保持可听性的前提下，吸纳了“音乐戏剧舞台”的艺术特色，为当代新型国乐创作提供了又一可供参考的具有体裁属性的“范本”——国乐现场。

在形式上，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不同于目前所知的任何一种创作体裁。整部作品以常州历史上的几个典型场景作为时间线索，糅合了古筝重奏、丝弦五重奏、民族管弦乐、清锣鼓、传统吟诵、劳动号子等多种艺术形式，结合主创团队精心设计的舞台装置和布景，共同造就了这部介乎于舞台戏剧和音乐作品之间的综合性国乐创作。需要提到的是，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中对于不同音乐形式的借用，并非是随意之举。整个作品的四个“场景”分别为《生息声兮》《江南好》《奔流向前去》和《流向未来》，分别对应“筝箫重奏”“丝弦五重奏”“唢呐与鼓阵”以及“民族管弦乐”四种音乐形式。从《生息声兮》描绘水滴汇流成河的静谧淡雅，到《江南好》描画常州日常市井生活的活色生香，再到《奔流向前去》中以鼓乐和唢呐汇聚而成的阳刚声响，最后一同汇成了如同阳光般普照大地的民族管弦乐《奔流向前去》，四个“场景”所对应的四种形式以不同的声响特质，构筑了作品不同“场景”间声响强度与情感张力逐渐递进的艺术效果。这样的做法让笔者想起，李博禅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到，自己始终希望能够以更具有独立性的“章”来取代传统的“乐章”来建构音乐作品。这样的设想在其创作的《紫禁城》《龙华英烈颂》之上已然得到了体现，但国乐现场《听见·大运河》却是以更加成熟的方式，令四种不同的音乐创作体裁在承托乐思与激情之余，共同建构了音乐作品的修辞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