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有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视域下，拥有外籍身份并成长于中西双重文化背景的学者通常拥有相异于单一文化背景学者的探究视角与思维习惯。所谓的“心异”，可以理解为不同思想体系和不同文化意蕴的特定文明系统。有学者将这种文化体系的相异称为互为“异质文化”，即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审视，或者说是“我者”文化对“他者”文化的解读。[1]就乐维思而言，尽管他生长于中国并熟悉中国文化，但以西方教育为主体的家庭熏陶与英文交流环境，加之欧美高等教育背景，依然确立了乐维思中国文化“局外人”的固定身份。作为英籍犹太音乐家，“他者”文化身份造就了乐维思理论成果融汇本土与异质双重意识的研究优势，与此同时，乐维思对中国音乐的研究，饱含“他者”文化群体对非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尊重，这种以尊重、了解为前提的“他者”解读，有效地避免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轻视与撰写虚构，使得在当时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国音乐得以被这位外籍音乐家所研究、推广。

一、乐维思与“他者”文化视域

乐维思的人生经历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1904年出生于中國上海；11岁到美国读书，专攻音乐专业；毕业后回到中国，此后研究视角逐渐转向中国古代音乐；20世纪30年代是乐维思的学术活跃期，在1931年至1934年间，他在中美两国间举办了40余场以中国音乐为主题的讲座及演奏会，积累并撰写了专著《中国音乐艺术之基础》（Foundations of Chinese Musical Art）[2]，在中西方交往匮乏的年代，这一系列中国音乐文化传播活动对促进中乐西传以及跨文化对话无疑具有积极意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乐维思流落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1949年前后离开中国。

乐维思的学术研究黄金时期，以中国音乐艺术为研究旨趣，并以全英文的方式撰写了两部著作、四篇论文，此外还有一系列关于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散见于上世纪初的英文报刊。在乐维思诸多的理论成果中，《中国音乐艺术之基础》一书涵盖了乐维思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全面解读，包含了乐维思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场中外音乐讲座的研究内容，堪称乐维思中国音乐研究生涯中的代表性成果。在《中国音乐艺术之基础》一书中，除英文编撰特质外，无论对音阶音律的详细分析或是对中国音乐创作、传承特点的深度研究，乐维思均借鉴了西方五线谱记谱模式，在对汉语语言音韵所包含的声调体系进行分析时，拉丁文、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均是乐维思比较参照的语种范本。多元文化教育背景，为乐维思的音乐探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他者”文化解读视域，也在横向多重比较的研究过程中得以呈现。

乐维思的人生历程与学术生涯并置于中西文化领域，自幼沉浸于中国文化的浩瀚海洋，深谙中国传统艺术，而后往返于中美之间求学和生活，对西方文化和音乐活动，也有沉浸式的体验和学习。他用英文撰写了众多分析探讨中国音乐艺术的研究成果，可见，英文语言文化对乐维思来说更具亲和力，但他又通过这样的语言工具，以演讲和表演的形式，在海内外音乐学界大力传播和推广中国音乐艺术。乐维思的音乐研究活动，总是在“他者”文化背景中推进，在西方推广东方，在东方以外文为工具来记录和书写。这些研究活动，总是在交融结合的跨文化语境中展开，乐维思也因此被赋予“他者”的文化标签，即一个永恒的“局外人”。但这也正是乐维思的特点和优长之处。

二、音乐人类学的“局外人”概念与个体解读

关于“局外人”文化身份，音乐人类学界已经围绕相关概念展开过长期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局内”与“局外”的判断标准在于，如果两者处于同一人文系统，那么研究者就是“局内人”，反之，研究者则是“局外人”。[3]从这个角度判断，乐维思既在“局内”又在“局外”。称其在“局内”，是因为他自幼在中国文化氛围中生活，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浓厚兴趣，并有着经验性的认知和体察；称其在“局外”，是因为他虽然能说汉语，甚至可以在写作中使用汉字，但他最主要的思维和表达工具仍然是英文，从语言是思维工具的角度研读，乐维思必然是拥有“双重音乐能力”的汉文化“局外人”。

关于“局外人”在研究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优势与弊端，音乐人类学领域也存在多种不同观点。其中一种认为，与“局内人”相比，“局外人”先天具有研究局限性，对于研究对象缺乏细致入微的文化体验，观察和研究结果容易缺乏权威性。这种局内与局外的差异，被称为“文化隔膜”。有学者对其做了精妙的比喻，“一种文化系统中的人，从获得胎教算起所接受的此种人文系统之熏陶的过程就像是计算机磁盘的‘格式化’过程。”经历了彻底格式化之后的磁盘，就像在一种文化系统中沉浸着的人一样，才是完全适应环境中各种复杂要求的。“当人在变换其所处人文系统时所遭遇的，自然就是远比计算机的系统与磁盘之间所存在的诸如‘识别’和‘读盘’之类的问题要复杂得多的情况”。[4]因此，未能在一种文化系统中实现“全面格式化”的研究者，要面临的必然是各种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文化隔阂问题，极易被视为“局外人”，其研究成果也容易被视为缺乏权威性。作为同时拥有中西两种不同教育背景的研究者，乐维思身处英文母语交流环境，并在日常生活中以英文作为主要的撰写记录工具，势必会显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汉文化解读障碍与“文化隔膜”，特别是在对汉语音调的解读与四声调的理解范畴，乐维思的研究深度与精确程度均受制于“局外人”文化身份的牵绊。

三、“局外人”乐维思的研究偏差与认知局限

基于笔者对乐维思相关研究著作的研读，笔者认为“局外人”身份所造成的文化隔膜，着实影响了乐维思研究中国音乐的深度与广度，暴露出了一系列研究弊端与文化误解。上世纪中叶，学界泰斗杨荫浏在阅读《中国音乐艺术之基础》后对乐维思其人及其理论成果做出了全面否定，而正是这一全盘否定，导致了学界在此后半个世纪对乐维思的极度忽视，自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学界再鲜有针对乐维思其人及其理论观点所展开的解读、研究。

1.乐维思与杨荫浏的“字调论”

杨荫浏在《语言音乐学初探》一文中对乐维思提出质疑，认为乐维思把字调片面地极端地强调到了不适当的程度，作为一个极端的中国字调迷，乐维思将汉语中的平仄、四声视为可贵的作曲方法，将“平仄”系统视为可以脱离文字和含义而独立用于旋律创造的抽象造物。杨荫浏认为不应片面强调字调系统，更不应该把“平仄”系统误认为是“构成节奏的强音弱音或长音短音”。[5]

在杨荫浏眼中，除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遍承认的普通话字调系统外，方言系统也是促成民族音乐发展的重要因素。以河北梆子为例，它的很多音调并不单纯遵循北京话的字调系统，梆子原本起源于甘肃和陕西等地，因而包含着诸多的当地字调因素。为进一步解读河北梆子的确切发音与乐律特点，杨荫浏以音乐本体探究为出发点，广泛结合不同地区的演唱习惯与咬字模式，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研究语言音韵与旋律线条之关系的创新道路。

杨荫浏承认“平仄”和四声系统是客观存在的，但中国各个地区的发音习惯均有差别，北京“由于自元以来，其政治影响特别大，所以有被采用为全国标准语言的特殊机会”。因此，不能因标准语言音调系统的存在，而忽略了其它地区语言系统的独特之处。此外，杨荫浏还由此意识到方言调查研究对于民族音乐发展的重要意义，基于对前期考察研究工作的梳理总结，杨荫浏提出，应对各地域方言进行有计划地录音整理。在对不同地区方言进行梳理的过程中，他规划了包含“平仄”、四声规律的十四个句子，认为如果让每个地域的原住民按次序朗读一遍，并录音整理，就能够“很容易地找出那个地方的字调规律，而把它用到对于当地歌曲音调的研究中去了”。与此同时，杨荫浏还提出，要系统收集各地吟诵诗文的录音，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地方歌曲紧密相关，例如“越剧《边关调》与妇女吟诗调或民间宣卷调有关，就需要详细研读”。[6]

与“局内人”杨先生相比，乐维思显然缺乏对于研究对象细致入微的文化体验，这也恰好印证了民族音乐学所谓“局外人”的先天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