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的夏天》让朋克摇滚和网络综艺相遇，引发了公共议题对朋克音乐的关注。朋克作为西方舶来品在中国土壤上焕发出新的光景，中国朋克乐呈现着浓厚的民俗韵律与东方特色。笔者将缘起于音乐的“东方朋克”概念从电影业再度回归到音乐领域中，从接受主体的角度探究此音乐风格为何收获东方朋克乐迷的追逐。基于“东方朋克”“中国朋克”“乐迷”等关键词进行国内外文献爬梳后发现相关文献仍较少，其他领域主要有动画电影产业的东方朋克视觉图景建构[1]、中国摇滚的发展历程[2]、《乐队的夏天》（以下簡称《乐夏》）的文化场域[3]、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户外音乐节研究等四个方面。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提出互动仪式链模型（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4]由四个基本要素组成，分别是参与在场、局外人屏障、关注焦点、情感能量共享。在东方朋克音乐的互动情境中完全满足上述要素，本文引用互动仪式链模型解析东方朋克乐迷群体的互动机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在社交平台查阅《乐队的夏天》、摇滚、朋克、等话题，邀约对东方朋克及近似音乐风格发表言论的14位乐迷进行深度访谈。

一、从“中国朋克”到“东方朋克”

朋克（Punk）音乐分属摇滚乐流派，诞生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音乐节奏强烈，演奏风格狂野，乐手多将头发染成鲜艳色彩，衣着破旧，并配以别针、剃刀片等装饰物”[5]。1983年，美国科幻小说家布鲁斯首次提出“赛博朋克（Cyberpunk）”。由此拉开了各领域衍生朋克合成词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朋克摇滚传入中国，至此诞生了“中国朋克”的拼贴概念。1986年，崔健在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表演的《一无所有》成为中国摇滚开始脱离照搬西方摇滚的起点。中国朋克可划分为三个节点，何勇可能是第一位中国朋克音乐人，1994年演唱的《钟鼓楼》充满对经济和社会的思考批判。同年，中国朋克先锋乐队地下婴儿和子曰秋野成立。1996年，中国朋克来到了北京以外的地方——武汉。1998年中国朋克爆发式增长，以北京的“嚎叫俱乐部（Scream Club）”为标志。千禧年之际，中国朋克从地下被搬到到台面上。中国朋克在20年的发展中逐渐兴盛，但依旧大量照搬西方朋克的音乐模式。

2000年前后，中国朋克音乐人在经历探索期后结合了我国民族特色和唱法生产原创作品。1999年成立的“二手玫瑰”乐队将东北二人转词曲和传统乐器结合，外形借鉴传统曲艺旦角给人造成了直观的视觉冲击。安达乐队和杭盖乐队让蒙古民族乐走向国际。“丧葬摇滚”假假條乐队，客家话歌词的九连真人乐队……等乐队作品充满了东方特色表达。2019年借《乐夏》热度将东方韵味的朋克音乐带到了大众面前。

最早提出“东方朋克”（Oriental Punk）的是《新神榜：哪吒重生》导演赵霁，指中式建筑和金属装置增强，科技感、时代感相对弱化或消散的影视风格。本文将起源于音乐的“朋克”概念及其衍生词“东方朋克”从动画电影业再度拉回音乐领域。由于学界业界尚未有明确定义，笔者对其进行自定义，东方朋克音乐指以东方化服饰、妆造、舞台氛围作为烘托，在原生朋克音乐上融入民乐、戏剧等传统曲艺，歌词具有明显中国地域特色和本土化表达，多为普通人发声的音乐风格。

二、东方朋克的音视表演情境搭建

东方朋克音乐的配器在表演现场直击乐迷灵魂，赋予了个人生命轨迹中的珍贵瞬间。文本创作窥探到普通人的真实隐痛，与乐迷产生情感共鸣。而音乐人利用社交媒体展露真实自我，极具反差的个人魅力加成舞台视觉效果。东方朋克音乐搭建了别样的音视表演情境。

（一）原真民乐：引领乐迷感受生命激荡

东方朋克音乐在原生朋克音乐的基础上融合了我国各个地域的打击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吹管乐器，利用精炼的和声基础采用民族调式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