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沿线仍存着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促进了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民族歌剧的多元化也有帮助[1]。中国歌剧创作长期以来，基本上一直是处在尝试、探索的状态之中，意图创造出具有民族气派，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歌剧艺术。《运河谣》集结了国内最具实力的一线歌剧主创团队，按照多元化的创作思路，从戏曲、民歌等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中汲取精华，开拓出一种有别于西方歌剧的民族歌剧意境，也代表了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方向。是中国传统审美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的统一，弘扬了中国的民族文精神化，传播了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成功融合了西方歌剧的特色[2]。

一、中国民族歌剧多元化的意义

歌剧是综合度最高的舞台表演艺术。它以声乐为主体，综合了音乐、表演、戏剧、诗歌、舞美等众多艺术门类。追溯其发展历史，具有较为完备体裁结构的歌剧最早出现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意大利，继而扩大和传播到欧洲各国。中国歌剧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黎锦晖作曲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聂耳作曲的配乐剧《扬子江暴风雨》为代表，逐渐开启了中国歌剧探索和发展的道路。在近百年的中国歌剧发展历程中，受到西方歌剧、传统戏曲、近代话剧的综合影响，中国歌剧呈现出多样化风格和类型：歌舞剧、歌曲剧、民族歌剧、正歌剧、戏歌剧等，让歌剧这个舶来品在中国逐渐形成含纳中国元素的艺术特点和艺术价值[3]。

中国音乐家正在成为全球歌剧界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早已在歌剧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必创作迎合西方人口味的作品。中国人对西方歌剧不但能欣赏、能演、也能创作，这对发展中国民族歌剧是有裨益的，只有学得西方歌剧的精髓，才能更好地借鉴和融合，为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但是，歌剧并没有一种国际化标准，世界各国的歌剧自然也无法进行标准化创作和表演。但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歌剧作为一个标准，以他们为模板进行发展。

中国歌剧融合了传统的唱、念、做、打等多种元素，百花齐放。自1945年起，民族歌剧渐渐发展为富有中国特色的歌剧艺术形式。自2000年之后，经过艺术家们的不断艰苦努力与探索，涌现出了数量非常可观且富有民族特色的新剧目，如《运河谣》。这些剧目拥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最大程度地吸取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素材的精髓，体现出了十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以异常浓郁的民族气息传达出了中国民族歌剧创作的发展趋势，充分体现了民族歌剧只有深深地扎根民族艺术土壤、服务于中国观众，才能最大程度地焕发出其艺术魅力；只有反映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追求，才能最大范围地征服中国观众，才能更好地增强民族凝聚力。

另外，任何人都不能也不应该排斥西方歌剧和西方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在西方的歌剧和艺术往往会在中国扎根和重生。如历史上传入中国的琵琶艺术和近代传入的钢琴艺术，在中国民族文化和审美理念的指导下不断成长起来，并取得了巨大成就[4]。

二、《运河谣》的多元化元素探析

歌剧的“宣叙调”以及重唱等，在歌剧中随着剧情、人物、场景和矛盾变化而展开，为刻画人物形象服务，与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结合后，产生了更加多元的变化，更加适应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

1.宣叙调多元化

近年来中国歌剧的创作和演出如火如荼，大量反映中国史实和现实的歌剧作品被创作出来，这些具有中国故事、中國语言、民族音乐特性等中国元素的作品被广泛传播开来。宣叙调作为歌剧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也在每部歌剧作品中得到了相应的应用与发展。

在西方音乐史中，宣叙调是出自歌剧、康塔塔以及清唱剧等不同艺术风格、不同体裁的声乐类作品中带有旋律音高的近似朗诵的声乐曲调。宣叙调的渊源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表现祭祀酒神的声乐形态。同时，宣叙调也是歌剧艺术中存在最久远、作用不断变化的声乐体裁。

宣叙调作为歌剧的一种体裁被不同程度地引入和应用，尤其是中国歌剧发展史中第二次高潮时期诞生的歌剧作品，已经从单纯的歌舞剧、歌曲剧等简单形式演变成了民族歌剧、正歌剧等宏大题材。诸如《草原之歌》《望夫云》这类作品已然是借鉴西方歌剧的表现形式彰显了中国正歌剧的主张。这一类作品的出现，使宣叙调这种歌剧段落体裁尽管并不为中国观众所熟知，但是已经被作曲家、歌唱家等专业从业者所采纳和应用。

中国民族歌剧中，宣叙调的创作和演唱都受到传统戏剧念白的影响，同时也使得念白在新形态里面找到了归宿。中国戏剧的念白所采用的戏剧语言是具有“以字传韵”等汉语特点创作而成的，简洁明快，韵脚呼应。但西方的宣叙调和中国的念白都是戏剧结构，生动而富有灵性[5]。

《早就说好了》宣叙调选自歌剧《运河谣》中水红莲、张水鸿、秦啸生唱段。恶霸船主准备将秦啸生报官缉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