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物志；罗马共和国；社会群体；社会关系

在西方学界，人物志（prosopography）研究已成为重要研究范式。该范式是对传统政治制度史研究进行反思的产物，也是对当时恶劣政治环境和国际局势的一种学术回应。该方法经历百余年发展，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以罗马史研究为例，仅《罗马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简称JRS）就有357篇相关文章和书评发表；就英语学界而言，20世纪50年代后，人物志研究的相关文章数量显著增加，至今未见减少趋势。（参见表一）

该范式产生至今，学术界对它的介绍、反思与发展从未停止。国内对人物志研究已有介绍，但仍亟待全面的梳理和应用。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同历史阶段运用人物志研究，注意事项有所不同。因此，笔者拟以罗马共和国（Roman Republic，前509—前27）为例，在批判性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人物志研究的优势、特点与不足，并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展望人物志研究在罗马史领域的新发展和新趋势。

一、人物志研究概述

人物志研究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定型于20世纪20至30年代。人物志研究并非无源之水，其产生与应用有着坚实的材料基础和深厚的思想渊源。首先，19世纪以来，在政治史研究中制度史研究范式（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ive model）已取得巨大成就，研究者若想有所突破，必须转换思路。其次，基于原始材料进行的人物志编纂为人物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再次，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欧洲社会在战乱中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与变化，人们对政治家和政治制度的公信力和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受社会现实和思潮的影响，历史学家开始对传统政治史研究进行反思。最后，19世纪末以来，文化相对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心理学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促使历史学家重新审视政治史。因此，自20世纪初，欧洲政治史研究出现研究路径的新转向，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制度史研究传统，转而关注政治参与者及其生平经历和社会关系。人物志研究逐渐得到史学界的关注和肯定，涌现了诸多代表性学者及著作，如古代史学界的塞姆（R. Syme）及其《罗马革命》（Roman Revolution），近现代史学界的纳米尔（L. Namier）及其《乔治三世即位时期的政治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等。

目前为止，人物志研究仍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牛津古典学词典》（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简称OCD）中，人物志研究被认为是一个关于个体研究的现代术语，源自希腊语“prosopon”（προσώπων），含义为“人”（person）。人物志研究并没有公认的或正式的定义，在不同学科中有不同名称，如在社会科学中，人物志研究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多重职业—家系分析”（multiple career-line analysis）。斯通（L. Stone）认为人物志研究是依据对历史参与者群体生平经历的集体研究，考察他们的共同背景特征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人物志研究常常被视为一种工具，用以解决历史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政治行动的根源问题，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问题。人物志研究的目的在于制造政治活动的场景，帮助解释意识形态或文化的改变，厘清社会现实，准确描述和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内部运动的程度和特征。里德—西蒙斯（H. de Ridder-Symoens）则认为人物志研究是一种集体传记（collective biography）。3这些定义都明确表达出人物志研究的重要特征：它关注的不是单独的某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体或群体；侧重考察某个群体的外部特征、内部结构、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该群体的行为，探讨该群体对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注重考察各群体间的联系，研究这些群体之间联系与活动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显然，这一方法与以描述传主生平为主要内容的传记（biography）判然有别。

从研究对象来看，人物志研究主要分为社会精英研究和社会大众研究两大学派。社会精英研究派主要关注政治史领域，他们普遍认为政治是由少数社会精英团体决定的。他们主要通过爬梳材料，考察少数社会精英的家族关系、经济联结以及政治利益关系等社会关系，将这种关系构建成严谨的谱系，探讨这些社会精英团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社会大众研究学派则认为历史是由社会大众决定的，因此主要聚焦于社会史领域，尤其关注社会的流动性。他们以史料为基础，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考察如商业群体、宗教群体等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的内部关系及其作用；或探讨环境和思想、思想和政治或宗教行为之间存在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关系。

就罗马共和国史研究而言，目前已有的人物志研究大多圍绕罗马上层精英的社会关系展开。这种关系包括出身、姻亲、收养、恩庇，以及不同个人、不同家族、不同团体派别之间的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往往交织在一起，构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基于对这种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研究，可以深入考察研究对象对当时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影响，以及社会变迁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进而剖析当时的社会历史概况。

二、人物志研究在罗马共和国史研究中的应用

人物志研究范式应用于罗马共和国史研究始于人物志的编纂。《罗马帝国人物志》（Prosopographia Imperii Romani）和《保利古典学专门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是人物志的开山之作。《罗马帝国人物志》的编纂可以追溯至1874年，历经140余年至2015年全部出版完成。该工具书包括自奥古斯都（August，前27—公元14年在位）时代至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时代所有在铭文、纸草、古典文献中出现的人物，它不仅是一部文献的汇编和索引，还包括诸多研究著作。《保利古典学专门百科全书》是当时另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具书，它试图将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的相关词条纳入编纂范围。该书的编纂始于19世纪30年代，于1980年全部出版完成。人物志的编纂为人物志研究范式奠定了坚实基础，人物志研究专著又完善了人物志的编纂。

格尔泽（M. Gelzer）与闵采尔（Fr. Münzer）最先开始尝试使用人物志方法进行研究。格尔泽认为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显贵阶层通过联姻、恩庇、忠诚、友谊等方式联结成巨大的社会关系网，形成了贵族寡头集团，控制着元老院。在寡头集团的内部，则分为不同的派别，派别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深刻地影响着罗马的政治生活。3闵采尔则撰写了人物志研究的另一本开创性著作《罗马的贵族派别与家族》（Roman Aristocratic Parties and Families）。他以罗马执政官年表（Fasti）为基础，结合古典文献和铭文，重构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史。他认为，罗马的政治生活被显贵集团所主导，每个政治派别为了权力而斗争，执政官是最高目标。执政官年表中不僅留下了斗争胜利者的名字，还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执政官年表中的名字的出现、持续存在和消失展现了一个氏族（Clan）的兴衰；同时或反复出现的名字也暗示着各个显贵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势力的消长。此外，该著作还有如下特点：一，对于平民执政官的关注；二，对于罗马显贵与意大利贵族联合的讨论；三，首次将女性纳入政治史的研究和讨论中；四，对于收养的研究。

受到格尔泽、闵采尔、格罗亚格（E. Groag）、施泰因（A. Stein）等人的影响，塞姆在《罗马革命》中运用人物志研究，描绘了一幅罗马公元前60年至公元14年的人物群像，梳理了各贵族派别间的关系和政治斗争的过程，剖析了主要政治领袖的人物性格，探讨了罗马政治与社会转型的过程。在他看来，罗马的贵族寡头集团通过合作与斗争的方式成为罗马政治舞台的主导者。经过长期的对外扩张与政治斗争，贵族势力此消彼长，到共和国晚期时，伴随着对外扩张的减缓，社会问题逐渐增多，一些显贵集团显现出颓势，元老院势力逐渐失衡。在这些集团中，苏拉（Sulla，前138—前79）、秦纳（Cinna，？—前84）、庞培（Pompey，前106—前48）、恺撒（Caesar，前100？—前44）、屋大维（Octavius，前63—公元14）等人相继崛起，他们都打着“重建共和国秩序”的旗号，依靠自身和家族的关系网络及军队成为罗马政治生活的主角。6塞姆和他的《罗马革命》成功地将人物志研究推向新高度，他之后的著作沿用并发展了人物志研究。

《罗马革命》出版后，因二战爆发及战后重建，人物志研究未能立即引起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50年代前后才得到学界广泛关注。自50年代起至70年代，人物志编纂和研究著作都取得重要发展。《罗马共和国职官名录》（The Magistrates of the Roman Republic）系统整理了共和时期每年的官员名录，附上了详细的资料索引，现已成为研究罗马共和国史的重要工具书。《罗马监察官：一项社会结构研究》（The Roman Censors： A Study on Social Structure）梳理了自公元前579年至公元73年的监察官名录，统计和考察了监察官的出生地与出身，以及担任其他官职的次数，基于这些统计，讨论了监察官的构成和社会地位。泰勒（L. R. Taylor）则是将目光置于罗马共和国的投票区。斯卡拉德（H. H. Scullard）和阿斯丁（A. E. Astin）也都深受人物志研究影响。恩庇关系是人物志研究考察的重点，现已发展为独立的学术问题。尤需提及的是贝迪安（E. Badian）的研究。他将恩庇拓展到罗马对外扩张的研究，认为罗马与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是一种以恩庇为主要形式构建起来的社会网络。

三、罗马共和国人物志研究的不足与发展

在人物志研究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它的批判和反思也不断。最早对人物志研究提出批评的是莫米利亚诺（A. Momigliano），但全面反思与批判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主要从方法论、实际应用和研究视角3个层面展开。卡内（T. F. Carney）从方法论层面指出，由于史料缺失严重，罗马共和国史中人物志研究的应用很容易忽视研究对象所处的复杂环境、简化甚至预设研究对象的动机和决策过程、忽视各方互动；将权力竞争视作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而非多变复杂的变和博弈（variable-sum game）。此外，布隆特（P. A. Brunt）、格鲁恩（E. S. Gruen）、林托特（A. Lintott）等学者从实际应用出发，强调罗马共和国时期，友谊、恩庇、党派、姻亲等关系并不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在政治生活中作用有限；当时的政治派别与近现代党派性质不同，是没有组织、没有平台，没有与官方政策相结合的特殊群体；对制度设计、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忽视导致难以全方位还原云谲波诡的政治生活。米拉（F. Millar）则是从研究视角对人物志研究提出挑战。他认为人物志研究忽视罗马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过分强调贵族对于高级官职的追求。

面对学者提出的挑战与批评，人物志研究并未被抛弃，而是不断被修正。卡内在批判人物志研究存在的不足后，提出人物志研究可以通过社会网络的构建找出重要的枢纽和节点，如格鲁恩所关注的刑事审判。他还提出在古代史研究中使用人物志研究时需注意6个陷阱：文本误读、新闻笔调、技术短板、似是而非的结构、意图鱼和熊掌兼得、人物志案例研究的整体性。4格鲁恩放弃之前“贵族争夺执政官权力”的视角，转而关注公元前149年至前78年的刑事审判。他认为该时期刑事审判成为各政治势力斗争的武器，这些审判包含很强的政治目的，刑事法庭成为各势力竞逐的舞台。这些审判的结果更大程度上是政治角逐的结果，考察这些极具政治目的的审判，有助于洞察案件双方背后政治势力的博弈，呈现罗马共和国政治团体的易变性和波动性，展现各政治势力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格鲁恩的《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代》（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在人物志研究中加入社会、经济、个人等因素，使之更加全面。怀斯曼（T. P. Wiseman）将研究对象转向罗马共和国晚期至奥古斯都时期元老院中的新人（homo novus），认为秘密投票制（secret ballot）的广泛使用、同盟战争（Social War）后罗马公民权的扩张促进了新人的出现。他详细考察了元老院中新人的出身、政治履历、升职速度、升职路径与方式、同显贵家族的联系等内容，在附录中给出公元前139年至公元14年新人的人物志列表，共包括563人。该书考证详实，细化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人物志研究和政治生活研究，为研究新人的学者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

进入21世纪，人物志研究得到新发展。人物志编纂方面，《姻亲：公元前218至前31年罗马共和元老阶层的亲属关系》（Adfinitas： Die Verwandtschaften der senatorischen Führungsschicht der römischen Republik von 218-31 v.Chr.）《祭司名录：公元前300年至公元499年罗马城异教、犹太与基督教神职人员人物志》（Fasti Sacerdotum： A Prosopography of Pagan， Jewish， and Christian Religious Officials in the City of the Rome， 300 B.C. to A.D. 499）等人物志集成相继编纂完成。这些人物志编纂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人物梳理，内容更加详细，主题更加多元。

同时，罗马共和国人物志线上数据库出现。伦敦国王学院古典学系和数字人文系（Depart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以《罗马共和国职官名录》为基础，将人物志、钱币学、姓名学等成果整合在一起，做成可供检索的“罗马共和国人物志数据库”（Digital Prosopography of the Roman Republic，简称DPRR）。该数据库旨在促进罗马共和国社会精英的人物志研究，关注他们的社会结构、规模以及变化。它将原本分散在各个著作中的研究成果汇编在一起，互相关联起来，主要内容包括目前已知的罗马共和国社会上层人物的生卒年代、生平经历、任职履历、个人地位以及家族关系等信息。该数据库的创建者还希望在整合信息的同时，尝试使用统计学和量化分析等方法进行人物志研究。此外，对于有争议的话题，如显贵（nobilitas）或者新人（novitas）的定义，该网站采取术语学方式，仅罗列出网站所参考的主要著作中所提及的名单。遗憾的是，该数据库仍以社会精英为主，缺失罗马社会中下层的数据；主要集中整理了文献史料，缺乏其他材料，尤其是图像资料。尽管人物志线上数据库工作取得极大进展，但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同一人在不同人物志中描述不同，如何更好地整合各人物志的数据和信息有待加强；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同名同姓的情况出现时，如何界定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并呈现在数据库中；同名同姓的难题在确认女性身份时更为显著；如何处理文献中概念和形象经常发生变化的神话人物、虚构人物、伪历史或非历史主体。

人物志研究专著在政治史研究中得到延续。与众多学者关注竞选成功者不同，保罗（F. P. Polo）系统地梳理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竞选中可考的落选者，绘制出一张落选者简表，统计了这些落选者失败的原因和次数；梳理了这些落选者在竞选失败后的经历。凯利（G. P. Kelly）对公元前220年至前44年经历过流放的人进行了年代学和人物志研究，将结果列成表格。这份表格按照流放起始日期排列，附上了《保利古典学专门百科全书》的编号、担任过的最高官职及任职时间以及关于流放的文献记载。布伦南（T. C. Brennan）详细讨论了法政官职权的演变和发展、历任法政官的出身、任职时间、地点、年限、活动以及政策主张，罗列了罗马共和国中晚期一些重要行省任命的列表（Table of Commands of some Important Provinciae）及法政官年表（Fasti Praetorii）；其中法政官年表是对《罗马共和国职官名录》的补充。达文波特（C. Davenport）采用年代学、人物志、地理学等研究路径对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罗马骑士阶层进行了综合性研究。特雷吉亚里（S. Treggiari）的《塞尔维利娅和她的家族》（Servilia and her Family）是人物志研究和女性史研究新作之一。该书认为在家族通过联姻建立（或者重构）联盟的过程中，贵族女性通常作为两个家族的重要纽带，在两个家族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可以成为两个家族领导者；贵族女性在政治生活中可以建立起一种“隐藏的社会网络”，从而对社会产生持久广泛的影响。

人物志研究也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研究，开始转向社会史；研究对象也开始从上层拓展至中下层。布洛凯尔特（W. Broekaert）的《运输商和贸易商：一项罗马商人和运输商的人物志研究》（Navicularii et Negotiantes： A Prosopographical Study of Roman Merchants and Shippers）将目光放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罗马西部世界的商人及商业活动上。他使用古罗马商人刻于商品上的铭文（titulipicti）、双耳瓶盖、船锚上的印记等“小”铭文，整理出罗马商人和运输商的人物志名录，该名录数量超过1，000条，内容涵盖贸易商、运输商、船员、船主等与商业活动直接相关的人员。该著作为之后意在研究罗马商业和贸易的学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罗马贸易的结构、制度性框架以及贸易路线的考察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

此外，罗马帝国时期人物志研究的一些新发展能为共和国时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威尔绍夫斯基（L. Wierschowski）爬梳了1世纪至3世纪高卢地区（Gallia）铭文中出现的非本土人名，考察他们生于何处，葬于何处，以经济和社会因素为主要考量，分析了早期帝国高卢地区的人口流动与迁移。值得思考的是，铭文中的非本土人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的人口流动状况？那些没有留下铭文的人是否的确没有跨区域流动？除经济和社会因素产生的人口流动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该书为研究共和国时期的人口结构和流动、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借鉴。

罗马帝国（Roman Empire，前27—公元476）和晚期古代（Late Antiquity，约250—750）研究中人物志研究与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的结合取得不错进展。社会网络理论基于数学的图论（graphy theory）、人类学的决策和交换理论（decision-making and exchange theory）和社会学的小世界理论（small world theory）建立。该理论将社会关系进行量化，通过构建数学模型的方式，来展现某一地区内部社会存在的联系，其考量的标准和因素非常复杂，包括社会关系中的节点（node）、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程度（degree）、中心性（centrality）、小团体（clique）、群体（cluster）、凝聚力（cohesion）等。该理论应用于古代史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完善于21世纪初。鲁菲尼（G. Rufini）对6世纪埃及的社会网络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鲁菲尼以上埃及（Upper Egypt）的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os）和阿芙洛狄忒（Aphrodito）的纸草文献集为基础，梳理出6世纪两地的人物志，以此作为两地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的基本数据库，通过“UCINET”“Pajek”“NetDraw”程序做量化分析，呈现可视化图像，最终得出结论：俄克喜林库斯和阿芙洛狄忒呈现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前者存在一个高度集中的贵族精英群体，他们的經济实力在与社会相对隔绝的情况下增长；后者则是存在一个建立在家庭成员、邻里、社团成员和其他人之间多重联系上的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理论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种思路或路径。罗马共和国的人物志研究所梳理出的社会关系为社会网络的分析与构建提供了基础资料。即使受限于资料无法全面系统地梳理或还原当时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的全貌，但至少可以窺探部分情况，或提出更多可能性。比如社会关系强度对社交网络的影响。罗马共和国的人物志研究往往只注重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人与群体之间存在的社会关系，极少考虑社会关系的强度和变化。社会网络理论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比如，学者们往往将姻亲、友谊、恩庇等视作影响政治和社会活动重要因素，但社会网络的研究对于这类关系有不一样的看法。在社会网络理论中，前述关系被视作强连接（strong ties），与之相对的是弱连接（weak ties），即那些处在某一特定社会群体边缘的人与该群体的关系。在该理论下，强连接可能并不是社会关系网络的关键构成，而处于某一社会群体边缘的弱连接往往能将不同的社会群体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更为庞大的社会网络。换言之，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处于边缘的人物，很可能与另一个群体存在的联系，甚至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交往过程中，能给前者带来不同信息或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因此，在罗马共和国的人物志研究中，关注曾被研究者忽视的弱连接十分必要。

四、结语

通过梳理人物志研究在罗马共和国研究中的应用，可以归纳出下列特点：一，研究者的目光始终聚焦于政治史，尤其是“重构罗马共和政治生活”“罗马共和国政体的性质”“共和国向帝制的转变”等问题；二，研究视角局限于社会上层，对社会中下层关注度不够，直至近年这种状况才明显改善；三，多以家族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群体为考察对象的研究较少；四，新方法的使用较为欠缺，直至近年才尝试与量化研究、信息技术等相结合。人物志研究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借鉴和接纳新方法的过程。时至今日，人物志研究呈现新发展趋势：人物志研究从政治史逐渐拓展至社会史；研究对象从政治精英扩展至社会中下层；开始与信息技术、统计学、量化分析等方法结合，并且有学者和机构已经开始尝试系统整合人物志数据。此外，人物志研究在罗马共和国研究中的应用能够为它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提供一面镜子。在政治史领域，它的使用有助于厘清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考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将之与制度史和政治文化研究结合，可以进一步观察政治生活的全貌和实质。在社会史领域，它有助于厘清社会团体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考察该团体在相关领域的作用和影响，进而观察社会结构。尽管人物志研究在今天已成为传统研究范式，但其生命力并未消失，随着技术进步，跨学科交流的加强，它将被赋予更多可能性，仍能为研究者串联历史碎片提供有益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