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晚期罗马帝国；基督教会；罗马皇帝；政教关系

自313年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Ⅰ，306—337年在位）颁布《米兰敕令》（Edictum Mediolanense）给予基督徒合法地位以后，基督教迅速发展，并在4世纪中后期逐步取代多神教成为帝国首要宗教，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也随之产生了新变化。君士坦丁之前，基督教尚未在罗马获得合法地位，传统的多神教占主流，基督教徒虽尝试与罗马统治者建立联系，但遇到诸多困难。君士坦丁在位时也并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他临终时依然保有多神教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的头衔。然而，君士坦丁离世后变幻莫测的帝国形势，使得已拥有大量平民和贵族信众的基督教获取了日益强大的影响力。教会与皇帝及帝国官僚体系的联系日渐密切，多神教则渐渐失去影响力。皇帝对基督教会的作用愈加重视，从而形成了一种双方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独立的新态势。这种关系随着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Ⅰ，379—395年在位）时期将基督教定为“所有公民的宗教”而表现得愈发明显，1成为晚期罗马帝国一个重要特点，为未来教权与皇权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界传统的研究大多认为，皇权在古代晚期的政教关系中始终起支配作用。如米勒（Fergus Millar）在其著作《罗马世界的皇帝（前31—337）》中指出，双方的关系经历了从迫害到宽容、从抵制到接受、从接受到联系密切的过程。他认为，在此过程中，皇帝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利用基督教稳固统治。弗里曼（Charles Freeman）对狄奥多西一世宗教政策的变化以及皇帝对异教徒态度的转变进行了系统阐述，并论证4世纪80年代是“一神教国家诞生”的重要时间点，狄奥多西一世起了重要作用。马库斯（Robert Markus）叙述了4世纪基督教为适应社会状况而做出的改变，以及基督徒遇到的“身份危机”，赞同教会的发展与帝国政府之间联系日渐紧密的观点。布朗（Peter Brown）关注基督徒在罗马社会中角色的变化，探讨了基督徒尤其是主教们在社会中的“劝诫”作用，以及他们对皇帝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琼斯（A. H. M. Jones）詳细论述了自君士坦丁至狄奥多西王朝的教派争端与政教冲突。诸多教会史、教会思想史在梳理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发展的脉络时，也对古代晚期的政教关系有所提及。

近20年来，国内学者也对晚期罗马（Late Roman Empire，约3世纪末至7世纪初）政教关系这一主题进行了若干论述。一些通史与综合学术著作对4世纪的政教关系进行了论述。其中有学者提到，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与教会经过长期磨合，最终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相互制约”的关系，教会在晚期罗马保有一定的独立与自由等等，为本文观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专题性学术著作与论文着眼于皇权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阐述皇帝为实现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需求不断改变对基督教的态度，以及基督教在晚期罗马的发展与完善。有些则关注到这一时期基督教的发展给罗马帝国各方面的冲击，以及帝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相互影响。还有些学者阐述了古代教父思想家的思想变迁，涉及到基督教与罗马帝国间的冲突与调和，双方于冲突与妥协中不断调适，基督徒、神学家的政治思想也随帝国史实变迁发生改变等等。总体而言，国内外有关晚期罗马帝国政教关系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内容详实，已获得累累硕果，但对于4世纪中后期政教关系发展趋势，以及该时期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双方彼此需要、相互支持的双向互动叙述不多，学者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于罗马帝国政府一面亦或是基督教思想方面，而对双方关系中教会与皇帝间的相互“需求”探讨不足。本文希望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解读4世纪中后期的政教关系，探讨双方彼此需求又相互支持，但保持相对独立的特殊关系形成的进程与特点。

一、教会对皇帝的需求与皇帝对教会的支持

4世纪中后期，罗马帝国遭遇一系列政治危机，国内局势风云变幻，权力中枢政治斗争复杂。蛮族入侵与蛮族军官在罗马军队中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以及帝国东部与西部渐行渐远等重大问题，将罗马帝国推向不同以往的发展方向。作为晚期罗马一支新兴力量，教会人士于风暴之中发出声音，不但要求捍卫既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试图谋求更多。

在4世纪之前，教会与皇帝始终保持距离。基督教作为一个从东方传来的底层宗教，最初并未获得当局的过多关注。尽管从历史上看，针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并不像基督徒史家记载的那样频繁和严重，仅集中于尼禄（Nero，54—68年在位）、图密善（Domitian，81—96年在位）统治时期、安敦尼王朝（Antonian Dynasty，96—192）末期，以及戴克里先（Diocletianus，284—305年在位）统治，即“大迫害”时期。但皇帝对基督教事务确实十分冷淡，通常只会在给地方官员的敕函中答复有关基督徒的事务。总体而言，双方的联系十分有限，统治者的态度即便谈不上充满敌意，至少大多数时候是冷漠的。

就教会一方来说，从总督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26—36年任犹太行省[Judea]总督）对耶稣（Jesus）的审判，到保罗（Paul）等作为“罗马公民”前往罗马城接受审判，这些事例均说明从最初开始，基督教会就在寻求或被迫寻求与罗马帝国统治者间的联系。在基督徒的叙事传统中，罗马皇帝及其代言人一直拥有法官和仲裁者的身份，教徒们要求停止迫害、呼吁宽容的请愿书和护教书在4世纪前也不断发往皇帝驻地。1—2世纪是基督教会不断发展壮大的时期，信仰在罗马全境扩散开来，入教人数增多，教会也迅速成型。3世纪危机更给了基督徒扩展影响力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上层人士选择皈依，但教会仍未与统治者结成更紧密的关系。到了4世纪，君士坦丁改变了这一点。

君士坦丁后的罗马帝国是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化的帝国。4世纪中后期正是帝国基督教化进程中的第一个关键节点，基督徒受到的待遇、面临的处境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基督教迅速发展，并将逐步取代多神教成为帝国的首要宗教。对教会而言，这既是荣誉，亦是挑战，教会必须思考如何调整自身与世俗世界的关系，以回应新局面。因当权者信仰基督教带来“新秩序”，教会与帝国政治已无法割离，为了更好地在“新秩序”下经营好彼此的关系，以谋求自身发展，政教合作是首选，且成为必要。

在这一时期教会与皇帝的关系中，最为直观的是教会要求获得皇权的支持，皇帝也对这种需求做出了回应。帝国统治者对教会的庇护自君士坦丁一世统治时期开始，至4世纪中后期已成为惯例。随着狄奥多西一世时代基督教被正式确立为“所有公民的宗教”，教会人士与帝国统治者的关系日益紧密。

在4世纪中后期复杂的政局下，以教会为首的基督徒首先要求的是捍卫自君士坦丁以来所得的种种权益，特别是特权与财产。312年底，君士坦丁写信给阿菲利加（Africa）总督阿努利努斯（Anullinus，312年10月—11月在任），下令恢复教堂财产。313年5月，另一位共治皇帝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310—313年在位）发布声明，将没收的基督徒财产全部归还，并宣布“基督徒擁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可重建他们的教堂”。2此后，皇帝慷慨地将皇家国库（fiscus）向主教们开放，教会获得更多来自统治者的金钱与实物赠礼。神职人员陆续获得一系列特权，包括免除城市义务，允许某些仲裁程序在法律手续方面向基督徒让步，出席宗教会议的主教享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权利等等。

君士坦丁之后，特权与财产的给予仍在继续。康斯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337—361年在位），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364—375年在位）和瓦伦斯（Valens，364—378年在位），狄奥多西一世及霍诺留（Honorius，395—423年在位），阿卡第（Arcadius，395—408年在位）诸帝均在立法中保障了教士的特权。尽管《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出于对帝国财政和社会稳定的考虑，对教士特权有一定限制，但总体倾向是维护基督徒利益，给予教士特权。即使在“叛教者”朱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统治时期，法令也规定基督教“神职人员不受不正当诉讼之不公正苛求的侵害，不得被传唤至卑微的公共服务中”。此外，基督徒还免于缴纳商品交易产生的税款，使他们获得的特殊权利受到了保护。以至于异教史家佐西姆斯（Zosimus，活跃于约490—510）讽刺地称，皇帝“把国家财富都花在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人身上”，他所说的“无足轻重的人”就包含了基督徒。

这一时期基督教会财产迅速增长，因为帝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令都有利于基督教会财产和其他特权的增长。339年的法令禁止犹太人购买非犹太族的奴隶，尤其是基督徒奴隶，否则奴隶将被没收；若对非犹太人施以割礼，购买者被处死；343年的法令宣布免除神职人员及其奴隶的新税，他们可以不为官员提供食物和住宿，从商的话可免除商业税；353年的法令免除了从事贸易的神职人员及相关人员应缴纳的一切贸易税款，也免除了所有涉及体力的公共义务，神职人员的妻子、孩子和仆人也都享有上述权利。360年6月，皇帝免除了教会的土地税，重申了神职人员的特权。麦克米兰（Ramsay MacMullen）认为，从这一时期开始，很多人加入教会的目的不再是信仰而是致富，因而很多神职人员变成了富有的地主。他认为罗马人皈依基督教是为了特权和金钱，虽然这一论断或有将皈依信仰庸俗化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相。4世纪中后期，入教人士越来越多，教会力量与日俱增，基督教所追求的目标也因此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权利；二是基督教在诸教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4世纪中后期，随着教会中富有阶级成员的增加，教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逐步提高，宗教人士与政界人士的往来越来越频繁，基督徒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此时基督徒希望与皇帝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另一个动力出现了：寻求更高的政治地位。“富人被吸引进了教会，而他们也希望在官员队伍里获得更快的晋升”，因此他们寻求与皇帝及其官僚阶层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是4世纪基督教在罗马迅速发展后的新特点，即与帝国政治的高度亲密性。在罗马的基督教化发展的同时，基督教的罗马化或称基督教的政治化进程也得到快速发展，4世纪中期以降，帝国政治生活中的基督教色彩愈发明显。“成为一名基督教主教不是退出公共生活，而是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途径”，教会逐渐成为一个划分阶层和等级的官僚式团体，并且成为连接上层阶级与下层社会的桥梁。有权势的基督徒需要皇帝的支持：他们作为一个既有机构中的成员，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向皇权提出了需求，希望巩固和扩大基督徒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并靠皇权实现自身政治地位的提升。

作为回应，皇帝一方面提升基督徒的社会地位，最终使基督教被定为国教，另一方面继续插手宗教事务，参与仲裁教派争端。4世纪初，教会就在教派争端中援引皇帝的仲裁，4世纪中期以后成为常态。“叛教者”朱利安也曾在皇宫中对各教派间的争论进行听讯，尽管这位多神教皇帝的举动被一些史家认为是有意煽动基督教内部分裂，但各教派在皇帝面前辩论的现象日益成为常态，此一现象本身就说明皇帝参与宗教争论已成为理所当然，康斯坦提乌斯二世对阿利乌斯教派（Arianism）的支持、他与亚大纳西（Athanasius，298—373）之间的矛盾都导致了政教关系的动荡，4招致后世基督教史学家的批评；尽管瓦伦提尼安皇帝拒绝参与复杂的教义冲突，但他的兄弟瓦伦斯因偏袒阿利乌斯派，背上了宗教迫害的污名。狄奥多西一世也曾干预正教派与阿利乌斯派之间的纷争，并于381年5月召开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395年，哲罗姆（Jerome，约347—420）与耶路撒冷的约翰（John of Jerusalem，356—417）围绕奥利金主义（Origenism）的争论达到高潮，约翰向罗马和亚历山大城牧首提交指控后，最终向君士坦丁堡牧首提起上诉，称哲罗姆与他的支持者为“分裂主义者”，最终哲罗姆被大区总督（Preatorian Prefect）鲁菲努斯（Rufinus，395年任大区总督）流放。这说明在激烈的教派斗争中，援引皇帝及其官员的判决已成惯例。朱利安在位期间尊崇多神教信仰，对基督教态度冷淡，怀有敌意，但在这一时期短暂回归多神教后，其他皇帝在更多场合公开参与宗教仪式，表明自己作为基督徒的身份与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