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黑海；东西方贸易；热那亚；蒙古和平；丝绸之路

法国地理学家勒兰努（M. Le Lannou）认为，黑海（Black Sea）是一片无法逾越的地理障碍。由于远离陆上与海上的主要商贸路线，长久以来周边国家和地区一直难以摆脱贫困的状态。但是，就13—14世纪黑海地区的贸易而言，这个描述似乎并不准确。该时期的黑海连通了地中海（Mediterranean）与东亚、南亚地区间的商路，旧有的城市焕发新生，新兴城市陆续涌现，连接亚欧大陆的纽带性作用充分显现。

就中世纪黑海地区而言，西方学界的史学研究成果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这与实证主义史学影响之下学者们对新史料所展开的批判性整理和解读不无关联。由海德（W. Heyd）所撰写的涉及东西方贸易的全景式研究著述关注热那亚（Genoa）、威尼斯（Venice），以及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330—1453）等各方势力在黑海等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博弈，开启了从法律、制度、金融等领域探索黑海经济史的先河。进入20世纪后，中世纪意大利（Italy）外交、行政文件及公证文书（notarial document）等史料的出版推动了相关经济史研究的勃兴。它们进一步还原了意大利商人在黑海等地区的活动区域与经营对象。作为率先编译、整理公证文书的学者之一，布拉蒂亚努（G. Brătianu）使用“资本主义”史观等现代视角和方法，对这一时期意大利商人在黑海地区进行行政管理、商贸往来的史实展开评述。在此基础上，从事中世纪意大利海外贸易研究的巴拉德（M. Balard）发表多篇著述，详尽讨论了热那亚海外贸易的时代背景、商业据点的运作和管理、贸易的机制与结构，以及移民生活等各个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从意大利“殖民”视角出发的一类著述常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这些作品往往过于强调意大利商人在进行商品交易、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构建新兴的世界性贸易网络中所起到的主导性作用，而所谓的“欠发达地区”只是作为对西方刺激的一种被动回应而存在。特别是这一时期的黑海贸易，通常仅仅被认定为是地中海贸易的延伸，黑海地区扮演的也只是东亚、南亚与欧洲之间的被动中介者角色。有的著作甚至难以脱离现代殖民主义范式，成为意识形态浓厚的学术话语的一部分。

在发掘拉丁欧洲史料的同时，一些学者也试图从多语言的史料之中搜集有效信息，从多方视角重构欧亚大陆交流的图景。虽然东西方史料就内容与数量而言具有不对等性，量化这一时期黑海地区远距离贸易、区域贸易规模的工作可能难以实现，但是相关的税收政策、交通状况等记载，仍有利于对商贸活动的方式、结构甚至繁荣程度进行初步评估。值得肯定的是，随着区域史、全球史研究的兴起，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于东方族群在商品交换和贸易中所起到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狄宇宙（N. Di Cosmo）强调了蒙古统治者所扮演的贸易保护者、推动者的关键性角色，指出蒙古帝国的存在对于维持西方商人生存和发展战略至关重要，是地中海市场与欧亚大陆相连接的商业、政治机制的组成部分。

不过总体来看，较之中世纪欧洲等地区经济史的研究现状而言，学界对于黑海地区的关注程度相对有限。本文试图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叙事，从区域性视野出发，进一步深入探究这一时期黑海贸易缘起、发展和衰落的过程，进而厘清东西方商贸格局及商贸路线所呈现的新态势，综合考量政治局势变革背景下各区域、各族群之间的往来与互动。

一、黑海地区政治局势的变革与北方商路的兴起

自移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始，拜占庭帝国将黑海沿岸的大部分定居点纳入统辖范围之内，沿岸居民直接接受帝国的政治统治，承袭着希腊（Greece）文化传统。早在希腊人殖民时，土地肥沃的黑海地区就曾为爱琴海（Aegean Sea）海域诸城邦供应了大批粮食作物。至帝国统治时期，黑海更是被拜占庭人视作“内湖”，是为君士坦丁堡、小亚（Asia Minor）等地区供给谷物、盐和鱼类的“粮仓”。数百年来，拜占庭统治者一面同据守内陆的哈扎尔人（Khazars，另译作可萨人）、罗斯人（Rus）、保加尔人（Bulgars）和突厥人（Turks）等建立的政治实体维持着经贸往来，一面扼守着黑海与地中海相连接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与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垄断了周边各港口的海上商业活动。

然而自11世纪起，拜占庭帝国虽名义上占据着东地中海周边广袤疆域，但统治已岌岌可危：西方的诺曼人（Normans）攻占了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岛（Sicily），东方的塞尔柱突厥人在洗劫巴格达（Baghdad）后迅速占领了小亚地区，北方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s）对色雷斯（Thrace）、马其顿（Macedonia）等地的侵扰日益加剧。总体上讲，帝国的疆域不断遭到侵蚀，政治、经济状况呈现下滑趋势，作为重要农产品、手工原料产地和连接东西方交通要冲的黑海，也逐渐成为地中海地区新兴势力争夺的对象。随着西欧地区城市的兴起，手工业、商业的进步，特别是航运业的发展，以意大利诸城市为代表的欧洲商人群体陆续走向海上扩张的道路，并成为激发黑海贸易勃兴的重要力量。

为扩大同东地中海地区的商贸往来，意大利商人首先借由外交协商的途径，不断攫取在帝国境内开展直接贸易的权利。在11世纪前，威尼斯、比萨（Pisa）、热那亚以及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商船虽能凭借为君士坦丁堡转运货物之名驶入黑海海域，但是在帝国严密的管控之下，贸易规模相对有限。此时的地中海与黑海仍隶属两个不同的商业区，商人们若想经君士坦丁堡等地购置东方商品，仍需通过帝国设立的“中间商”，其中既包括拜占庭商人也包括帝國官员。但到1082年，阿历克塞一世（Alexius I，1081—1118年在位）皇帝开始授予威尼斯人进出君士坦丁堡等贸易港口的权利，后者得以在亚得里亚海（Adriatic）、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等地区之间搭建起贸易据点和网络，享受部分或全部免税的特权。热那亚人最早获得类似权利是在1155年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1143—1180年在位）时期。随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Fourth Crusade，1202—1204）的进行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威尼斯人又借机进一步获取进出黑海海域的权利，到13世纪中叶时，他们已掌握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实际控制，对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水陆路线、资源条件的了解逐渐加深。

面对日益衰颓的政治态势，此时的拜占庭统治者只能将黑海作为同热那亚和威尼斯等意大利商业共和国谈判的筹码，通过继续出卖黑海沿岸的商贸权益以换取政治安全，这也成了一些意大利商人不断扩大黑海地区经济活动的重要基础。尼西亚（Nicaea）皇帝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 VIII，1261—1282年在位）即位后，渴望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以恢复帝国的统治，同时力求寻找到一支足以匹敌久据于此的威尼斯人的海上力量以作支撑。1258年，热那亚同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爆发贸易争端，前者的落败导致其在阿克城（Acre）的经营活动被迫中断，这使得他们也亟须开辟一块新的市场。3冒着被逐出教会的风险，热那亚人开始寻求与米哈伊尔八世结盟，双方于1261年3月签署尼姆菲翁（Nymphaion）协约，协约对热那亚人的义务做出了如下规定：1. 皇帝和热那亚签署永久联盟，以同威尼斯作战为目标；2. 热那亚提供一支由50艘船组成的舰队，由皇帝领导，舰队听从皇帝的指令出征，并由皇帝出资提供装备；3. 热那亚承诺向拜占庭人出口武器和马匹，不向反对米哈伊尔皇帝的船队供给武器，允许热那亚人在希腊服兵役（由社团提供武器和马匹，皇帝支付军饷），指挥居住于希腊的热那亚人在遭受袭击时协助防御。

相较于上述军事义务，热那亚商人所获得的商贸特权则显得颇为丰厚，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1.拜占庭帝国授予热那亚商人在帝国内的所有地区贸易免税权（既包括受米哈伊尔皇帝统治的地区，也包括即将收复的地区）；2.授予热那亚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卡等城市建造连廊（loggia）、府邸（palazzo）、教堂、浴室和房屋的权利，准许热那亚人派遣执政官进行管理，执政官拥有民事、刑事方面的行政和司法权力；3.米哈伊尔皇帝禁止热那亚敌对势力的舰船进入帝国海域和市场（包括黑海）；4.若收复君士坦丁堡，热那亚人可收回他们在该城的所有财产，并赠予其原属于威尼斯人的财产，如圣玛丽亚教堂、连廊、公墓和城堡等。热那亚在拜占庭帝国海域和市场所独享的准入权、免税权，以及一系列政策优惠，不仅为商人进入拜占庭帝国市场提供了便利，更大大提升了贸易利润。正是这些特许权构成了意大利商人进行前现代贸易活动的主要利润源泉。因此，尼姆菲翁协约的签署，预示着拜占庭帝国内部及东地中海地区贸易格局的重组。自此，以拜占庭统治者所给予的合法特权为基础，越来越多来自意大利地区的商人开始活跃于帝国统辖的海域之中，并从中获利。

这一时期意大利商人对黑海海域及北方商路的重视，既是海上商贸活动拓展的必然需求，同时也与东西方传统商路所出现的变化不无关联。长久以来，欧亚之间的商贸往来主要经由黎凡特（Levant）、巴格达的陆上通道，或是经埃及（Egypt）诸港口与红海（Red Sea）连接印度洋（Indian Ocean）的航线，叙利亚（Syria）、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是东方商品出口的重要中转站。然而自12世纪起，马穆鲁克（Mamluk）接连控制了东地中海的阿勒颇（Aleppo）、大马士革（Damascus）、安条克（Antioch）、阿克、推罗（Tyre）、贝鲁特（Beirut）等重要城市。由于教皇明令禁止基督徒与马穆鲁克埃及之间的贸易往来，即便仍有部分意大利商人仍在上述城市涉险开展有限的贸易，但是继续深入内陆腹地的商路被阻断后，他们既不能经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通往亚洲内陆，也无法进入红海地区。热那亚人在1218年和1249年两次参加十字军东征，虽然一度攻克耶路撒冷（Jerusalem）等城市，但也无力消除穆斯林在更广阔地区所建立起的贸易壁垒。

在原有东西方商路遭遇阻隔的不利条件下，不仅西方商人积极投身于新贸易通道的开辟，一度渴望将疆域继续向西拓展的蒙古人亦是如此。作为拜占庭帝国与游牧世界的边界，黑海以东的广袤草原向来是“欧洲和中亚地区间的高速公路”。经过数次大规模的征战，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的长子术赤（1254—1227年在位）获封额尔齐斯河以西、花剌子模（Khwarazm）以北的广大地区，并以伏尔加河（Volga）下游的萨莱（Saray）为都城，建立钦察汗国（Golden Horde，1242—1502）；蒙哥（1251—1259年在位）与旭烈兀（1256—1265年在位）先后出征波斯地区（Persia），攻灭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Abbasid，750—1258），以大不里士（Tabriz）為都城建立伊利汗国（Ilkhanate，1256—1335）。至13世纪中叶，黑海周边大部分地区都处于两个蒙古政权的统治之下。在攻陷巴格达之后，旭烈兀、阿八哈（1265—1282年在位）指挥下的蒙古大军经过二十余年的征战始终未能征服叙利亚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