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中国众望所归的最大诗人。世界上也找不出比他更大的抒情诗人了。他一生留下一千四百五十多首诗。作品如此之多，成就如此之高，对后世的影响如此之深远，故一千多年来，其诗被称为“诗史”，其人被称为“诗圣”。一部《杜工部集》，是诗人的起居注、交游录，是地方的食货志、风俗通，是自然的草木谱、山水经，而尤其是大唐由盛转衰之际一系列政治、军事、社会事件的纪实。

杜甫一生的荣枯，与时代的命运息息相关，是唐代那一重大历史转折期的缩影。因为他，国人对史上同样惨烈的永嘉之祸、黄巢之乱、靖康之难、甲申之变的记忆，都不如对安史之乱来得清晰与深刻。就像英国人从莎士比亚历史剧中得到的罗马史知识超过普鲁塔克《名人传》，我们对安史之乱的了解，得之于杜诗的，也超过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正史所保存的是时间、数字等冷记忆，诗人却给出视听化的鲜活经验，带着体温、景深和饱满的颗粒感。卢卡奇在《论莎士比亚现实性的一个方面》一文中说：“在莎剧中，命运曲线的节奏从来都不仅仅是一条基本的、一般的直线，而是由许多丰富多彩的爆发性瞬间组成，这些瞬间似乎完全吸收进 hicet nunc（此时此地）了。”我们读着杜诗，看着九庙被焚时热浪灼飞出去的瓦、群胡腰间凝血的箭、女儿被捂住生怕她出声的嘴、幼子脏兮兮没穿袜子的脚、捉来当丁的肥男和瘦男、翻墙逃走的老翁、月光下的战地白骨……我们沉浸在诗人的当下，感其所感，思其所思，爱其所爱，恨其所恨，化身为彼，移情于此。老杜“栖栖一代中”的书写，就这样笼罩百代，上升为人类共同的情感经验，内化为我们各自的心理现实。按照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杜诗作为诗史，是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

读杜诗，可以论其世，可以知其人。自有文字或文学以来，从未有一个人被如此真切而充分地写过。尤其是四十岁之后的二十年，杜甫经过的每段日子，其一言一行，一悲一喜，不止履历，甚至病历，都历历可辨。我们不但掌握他外在的行踪，还能透视他内在的心迹。这是一个复杂的人，心系廊庙，又情牵山林。儒行世间，而道求方外。既恤民瘼，亦体时艰。虽感主恩，还规君过。说他疏狂，他又谨慎。说他严肃，他却幽默。说他迂直，他也圆通。可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然而初心不忘，痴性不改。因此，说到底，这更是一个纯粹的人，对君上忠，对朋友诚，对妻子爱，对儿女宠，对兄弟厚，对乡邻亲，而又好健马，敬义鹘，怜池鹅，惜溪鱼，有万物一体之仁。张戒《岁寒堂诗话》曰：“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可老杜不仅是我们情感教育的教父，影响了无数人的价值观，还引导了我们观物与审美的眼光，令我们看山不再是原初的山，看水不再是本来的水。举凡陇阪、蜀道、锦江、夔门、湘水，杜诗都给勾了线，着了色。更有甚者，我们看马会想到房兵曹的马，看鹰会想到王兵马使的鹰，甚至连看花也不纯粹是自然的花，因为有《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与《绝句漫兴九首》，宋元明清的诗人，为花颠狂为花恼，替花惋惜替花愁，一下笔就滑向了老杜的文字配方。

总之，杜甫以他的写作再现了自身的时代，又参与重塑了后人对于各自时代的感知与表达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杜诗总是与后来的时代形成互文，为后起的生命做出代言。诗人在其诗中融入了独特的历史经验，又被后人一代又一代汇入自身的经验，不断拿自己的世界与杜甫的世界相互参照，彼此确认，从而使其意义不断增殖，而且永无休止，正所谓“其诗日读而愈新，其义日出而无尽”也。

杜甫被称为诗圣。“世人以人所尤长、众所不及者，便谓之圣。”（《抱朴子·辨问》）这样说来，杜甫也就是最会写诗，或者说，诗写得最好的人。那么，为什么好？怎么样好？以下就围绕着风格、结构、节奏三方面，贯穿起句法、章法、韵法等要点，加以阐说。

一部杜诗，地负海涵，千汇万状。元稹《墓系铭》称其“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叶燮赞其“包源流，综正变”，无非在说：向前看，《詩经》的典雅、《楚辞》的藻艳、建安的慷慨、齐梁的绮靡，杜甫学什么像什么；向后看，昌黎的奇险、香山的平易、长吉的幽仄、义山的精深，杜甫要什么有什么。这正是韩愈所谓“独有工部称全美”，王禹偁所谓“子美集开诗世界”。

杜诗穷极变化，却有一万变不离其宗的主导风格，这就是沉郁顿挫。语出杜甫《进雕赋表》：“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本来是说扬雄、枚皋文思有迟速之别，而老杜自谓能兼之，快也快得，慢也慢得。慢起来的话，思则深沉，辞亦顿挫；快起来的话，时虽短促，才却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