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聆音辨理

搞音乐的个个身怀绝技，能吵能闹，然而做起事来，有条不紊。呼啦啦拥进剧场，像一群打家劫舍的家伙，四处扫视一圈剧场外观，脱下外装，拿起乐器，调律试音，感受音效。在指挥带领下，翻开乐谱，将曲目掐头去尾溜一遍。随后，让满台横倒竖歪的乐器盒，消失得无影无踪，像打扫战场的士兵。临近演出，更衣换鞋，略施淡妆，独奏女演员不停忽闪着涂过润膏的长睫毛，男乐师则穿上熨好的白衬衫和黑制服，等待上场。

这是我坐在比利时与荷兰接壤的“荷赛特文化中心”观察乐师抵达音乐厅至开场间的过程。音乐家观察音乐家，能看到乱中有序，看到集体意志约束个体行为的潜文本——那叠放在指挥台上的总谱发出的社会学指令。一般人对音乐家的印象大致是松松垮垮，其实他们是一群纪律严明的人。纪律不是来自教科书，而是来自支配每个声部的发声、起落、行止的文本——总谱。横律竖节，并轨而弹。差一拍你就进不去，多一拍你就冒出来；高半律你就刺耳，低半音你就讨人嫌。人们或许不奢望一大堆感性的人能够坐下来默契合作，认为那些头发总是比一般人长的音乐家像其乱发一样不可收拾，其实，一旦进入合奏，他们个性收敛，照章办事。培养规矩的方式，各行各业，自有套路。音乐是感性的，但乐队却是理性的。乐团培养人的基调，是步调一致。这个本本，就是总谱。亚当·斯密说：“个体的目标要符合群体的利益。”总谱就是“个体服从集体”的章程。崇尚精致协和的音乐家懂得，令人陶醉的享受，必须以精密配合和精确到位为前提。顾全大局，守律合辙。这是乐团的“家训”，这个家训，写在总谱上。

二、录音纪律

一九七三年，我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参加吕剧小戏《半片天》的拍摄。那时的录音设备要一次性完成，任何人出错，全班人马都得重来。不像现在，多轨并行，定下节拍，分头录音，最后合成。当年的录音设备，意味着不能犯错。折磨人的滋味是当代音乐家体会不到的。小号、单簧管等容易“冒泡”的乐器，一旦出错，前功尽弃。整个乐队费了半天劲，疲劳耐力都达到了极限，谁若“冒泡”，埋怨、愤怒、咆哮，可不是一星半点。老乐手更是不客气， 得人抬不起头来。记得一次，一段乐曲几乎快录完了，小号手突然吹破了音，吹双簧管的老乐手，毫不客气地大声怒斥：“你别让我们陪着你瞎耽误工夫，出去练去。”当众羞辱，让小号手整天紧张兮兮。一个错音，重来一遍，在吃不饱肚子的年代，那是拿身体当儿戏。技术不是艺术要求，是生存要求。

主要唱段，演员要一气呵成，不能有半点纰漏。唱错一个字，拖错一段腔，大家怒目。录音棚不比舞台，错个字可以蒙混过关，上方吊着麦克风（那时），一个字不能错。导演要求一句一句来，全剧组人坐在旁边，众目睽睽，当众出丑，遭人奚落。真是难为人。“录音”红灯一亮，屏声敛气，蹑手蹑脚，唯恐犯错。运气好时，演员发挥得淋漓尽致，乐队也情绪饱满，从头到尾谁也没出错，那是求之不得的天作之合。乐手们开玩笑“今晚是洞房花烛夜呀”。所以，个把小时的戏，在长春待了整整十一个月才完成。

卡拉扬指挥下柏林交响乐团建威立业的记录，包括大量乐手与指挥间博弈的情节。裹着资本运营、政治较量、权力争衡的事件，触目惊心。唯其如此，乐团才能获得秩序。《卡拉扬传记》与各类乐评，既塑造了意志坚定、手势精准、逻辑严谨的指挥家在与乐团冲突、博弈、制衡和公然无视性别禁忌等事件中一意孤行的个性，也塑造了一群与他一样有着超级天赋的音乐家对音乐、对艺术、对管理的不凡表述。让这群音乐家保持对指挥的崇拜，自然不是舞台上的花架子，还有排练中听辨隐伏声部错误的辨别力（常人难以企及的听辨力），以及更重要的，协调声部音响均衡的艺术判断力和协调人事关系的行政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