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约中《出埃及记》一卷，讲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法老的压迫、奔向上帝所许诺的乐土。摩西担负起争取自由的使命，成为在埃及寄居的以色列人的领袖和先知。他和法老展开一系列的缠斗，而所有這些情节的背后，都是上帝在筹划和安排。随后，以色列人逃至红海岸边，埃及追兵已至，自由的希望即将破灭，奴隶即将再次戴上枷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是以色列的上帝出手，分开海水，让逃亡者从海底的干地走过。

在早期教会和中世纪的解经传统中，《出埃及记》一卷主要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理解。解经家努力挖掘的，是此卷字面义之下暗藏的宗教象征含义。比如，以色列人过红海一事，被解释为预示基督教兴起之后的洗礼仪式，因为穿过海水就如同被洗濯了一番。又比如，摩西被解释为预示基督的降临。当摩西高举手中的杖（14：26-27），就如同以自己的身体摆出一个十字架形状的造型。基督教解经传统的主流，并未强调此卷中（在后代看来）很明显的反抗压迫、逃离暴政、争取自由的政治主题。但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开始，《出埃及记》的革命主题被挖掘出来，并且与《圣经》中其他一些相关段落，被不同时代的“革命者”反复解读、反复运用，最终在英美历史上形成一个悠久的政治传统，铸造出一套事关“自由”和“解放”的强大的政治话语。

英国莱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考菲（John Coffey）在《〈出埃及记〉与解放》（Exodus and Liberation ）一书中，首次系统勾勒了这一套政治话语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轮廓。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从约翰·加尔文到马丁·路德·金的解救政治》，足见此政治传统绵延之久。作者认为，从加尔文开始，英国革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废奴运动、美国内战、二十世纪民权运动，一直到二00八年奥巴马当选，都贯穿着一个神意强力干预历史的解救传统，作者称其为“解救政治”或者“救赎政治”（deliverance politics）。在大约四百五十年的历史中，英国和美国在几乎所有历史危机时刻，都有大批知识精英和民众秉持这种政治信念，认为《圣经》中的上帝不仅同情和支持一切被压迫者，而且会在最后时刻主动援救，帮助被欺压的边缘群体最终战胜人间一切的压迫者。

“解救政治”的主要《圣经》依据是以下几段经文（我将最具标语特色的句子用黑体标出）。《利未记》中有关于“禧年”（Jubilee）的记载。根据这一制度设计，以色列人每耕种六年之后，第七年为“安息年”，彻底休耕。七个安息年之后，也就是四十九年之后，第五十年设为“禧年”，要让所有沦为债务奴隶的本族人获自由：“第五十年你们要当禧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25：10）。在后世的废奴运动中，这段话被广泛引用，被当作上帝明令要释放奴隶的证明。另外两句常被引用的经文，一句来自《以赛亚书》：“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58：6）；另一句来自《路加福音》第四章所引用的《以赛亚书》：“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解放，被囚的出监牢”（61：1）。但所有这些旨在为穷苦人伸张正义的表达，都不如《出埃及记》的故事具体、生动，因为《出埃及记》前十五章是一篇连贯的叙事，记述了摩西带领人民逃离暴政、获得自由的全过程，因此构成此种“解救政治”最关键的《圣经》依据。

《圣经》中的一些语汇原本来自古代社会生活，比如“赎买”就让人想到古代奴隶市场的贩卖和释放。这些词语在后来基督教的解经传统中，被赋予神学含义，指的是将人从罪恶的捆绑中拯救出来。但是后世历史中最终会出现合适的时机，这些词语原生的社会政治语境又会被唤起，神学含义会随之隐退，词语的理解趋于字面化、具体化、政治化。“赎买”“救赎”“自由”这些词语开始直接对应于现实社会的关切，人们可以用《圣经》词语来描述人类现实。如此一来，人类历史事件，由于被《圣经》预言和《圣经》修辞来表述，也就同时带有《圣经》意义和神学规模，历史事件也就相应变成《圣经》事件，变成具有宗教意味的拯救事业（10 页）。这就形成一种双向运动。后世以《圣经》故事为先例、典范、样本，以《圣经》语汇来描述当下现实，以《圣经》观念来理解当下，打通《圣经》之“古”与当下之“今”。与此同时，当下也就被理解为《圣经》原型和典范在人类历史上最新的显现，当下也就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

以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为例，对于当时人来说，英国内战不仅是古典意义上的民族解放之战，更是《圣经》意义上的拯救之战。从一六四一年开始，“拯救”（del iverance）一词反复出现在各种书籍和小册子标题中，查理一世被比作埃及法老，而克伦威尔被称作摩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