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克斯《英雄的习性》（Bernard M. W. Knox， The Heroic Temper ：Studies in Sophoclean Tragedy ，1964）一经出版，便为古希腊悲剧乃至古希腊文明研究提出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为何，在荷马英雄已经隐退的古典时代，尤其，在英雄崇拜显得颇为过时的雅典民主时期，索福克勒斯还要使那些桀骜不驯、拒不合作的英雄作为绝对的主角大量出现在他的悲剧之中呢？

尽管从现代悲剧的概念出发，一部戏剧存在一位核心的英雄角色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但回到古希腊，这一问题却显得并不那么理所当然。正如诺克斯富有洞见地指出，索福克勒斯的英雄写作实际非常独特，虽然古希腊悲剧绝大多数都以古希腊神话为题材，但几乎只有索福克勒斯的英雄才会作为绝对且唯一的戏剧主角出现在狄奥尼索斯剧场中。相较于前辈埃斯库罗斯与同辈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可谓将全副精力都付诸单个英雄的塑造上，而少有另外两位作家对群体行动的着墨与关怀。由此，可以说，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也成为一个独特的悲剧类型，“英雄悲剧”。

在这些英雄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英雄们清晰的特征与轮廓：他们都孑然独立，个性强烈，不易相处。他们受到恳求、告诫与劝说，有人也曾试图教导他们，或请求他们让步，这些英雄们却要求独处，不愿妥协甚至拒不听从劝谏。他们深知他们遭受到的攻击，于是他们愤怒地回击。他们被认为是不明智的，甚至无法无天，野蛮暴虐，缺乏基本的节制。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因其对自身行为与命运的绝不妥协尽显高贵与伟大。尽管为诸神与众人所弃，但他们仍坚持行动并作为行动的主体对其悲剧性的结局负责。他们基于个体本质最深层的本性做出抉择，而一旦下定决心，他们便会“盲目地、凶猛地、英勇地坚持着，甚至直到自我毁灭”。这正是索福克勒斯的英雄令人敬仰之处，也是其作为悲剧核心的价值所在。

这样的形象，会令人想起荷马的那些英雄，阿基琉斯（Achi l les）是其中的典型。这位选择为荣誉而战的英雄，同样有着暴虐的脾性，他因阿伽门农荣誉分配不公而愤怒，从此拒不出战。就因为他的这一怒，阿开奥斯人（Achaeans）受尽苦难，被敌人刺杀的尸体成为野狗与飞禽的吃食，即便人们恳求他重新参战，他也固执地拒绝让步，结果是，他的战友们战败而死，最终，他也为自己招致了毁灭。这正是许多索福克勒斯英雄的处境、精神状态与行动的样式。

学界早有共识，专注于英雄写作的索福克勒斯的确是“最好地继承了荷马精神”的一位悲剧作家。然而，这一共识的背后却隐含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理解索福克勒斯的这种继承，尤其，如何理解在如此巨大的时代变迁背景之下索福克勒斯对荷马传统的追随与化用？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埃斯库罗斯。从时代次序来看，埃斯库罗斯处于荷马与索福克勒斯之间。按照一般逻辑，埃斯库罗斯应比索福克勒斯与荷马精神更加切近。然而，正如诺克斯与许多其他评论家都观察到的，尽管埃斯库罗斯声称他的悲剧是“从荷马的宴会上剪下的片段”，他所呈现出的英雄世界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其中最大的改变在于，“埃斯库罗斯将荷马史诗中反复无常的诸神彻底变为慈祥的力量，他们通过苦难将人与他们的城邦（在《伊利亚特》中几乎不存在的事物）带向了更高层次的理解与文明”。换言之，埃斯库罗斯与荷马的关系更多是革新，而非继承。如此一来，作为后辈的索福克勒斯对荷马精神的复归就多少令人费解：既然前辈已然在雅典民主到来的新时期从传统中开发出一种新气象，那么，为何，在此之后，索福克勒斯又回到荷马时代那个拒绝妥协并在帐篷里生着闷气的阿基琉斯呢？这是一种回溯，一种后退，还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表达？

上述问题实际是本文开篇所引诺克斯之问所关注的真正问题，关于英雄与“时代错乱”的问题，或文明传统的革新与接续问题。对此，稍有遗憾的是，诺克斯或囿于篇幅未及展开细致的讨论。不过，我们若要接着诺克斯继续追问下去，我们仍可从他在书中的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观察出发，以此作为探究的起点。关于英雄之于索福克勒斯的意义，诺克斯提到戏剧的“当下性”，而他认为，任何伟大的戏剧都必须在思想与情感方面对观众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因此索福克勒斯的英雄悲剧就不可能是一个生硬的历史重构，他“对阿基琉斯式的性情与处境的迷恋并非来源于他对过去的兴趣，而是因为他深刻地相信，这种性情与处境是对他自身所处位置与时代悲剧性的两难境地真实而唯一可行的戏剧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