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官场，送礼是人际交往中的常态。当时有人作《一剪梅》一首，如此讽刺这种风气：“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京信，也就是外官写给京官的信函。由于外官需要打探京城的各种政治情报，囊中又有比较丰厚的灰色收入，定期写信笼络京官并送礼，早已形成不成文的惯例。炭敬，字面上即冬季买炭的“取暖费”，是当时最常见的送礼名目。各种笔记小说中，此类记载不胜枚举。不过，若要细究哪些官员送过或收过礼，礼的轻重如何，又不容易找到扎实的证据。毕竟，这种行为在当时虽然不算违法，但也上不了台面，相关材料很难完整保存下来。茅海建、白谦慎曾根据信函、电报与账簿分析张之洞、陈夔龙、吴大澂三位晚清名臣担任封疆大吏时的送礼情况，是罕有的系统性实证研究（茅海建：《张之洞的别敬、礼物与贡品》，载《中华文史论丛》二0一二年第一期；《直隶总督陈夔龙宣统元年（1909）“炭敬”册》，载《中华文史论丛》二0二二年第二期。白谦慎：《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一九年版，231—243 页）。

那么，有什么比较完整的史料可以反映收礼一方的情况吗？答案是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李鸿藻档案》（以下简称《李档》）十五函，装裱保存了上千通信札，基本上都是光绪年间李鸿藻所收来信，其中“京信”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李鸿藻在光绪朝历任工、兵、吏、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度入值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久居政治中枢，又是理学大师、清流领袖，门生故旧遍布天下。外官巴结京官，自然不会忘记这位资望隆重的“高阳相国”。

给李鸿藻送礼的官员，上有督抚大员，下至七品知县，名义大多是前面提到的“炭敬”（因为在过年前馈赠，又称“年敬”）。官员们送炭敬的同时，一般都会附上一份贺年信。有的信中也会说点公事私事，但往往纯粹是一些吉祥而空洞的套话，犹如今日逢年过节时的群发短信，谁也不会仔细去看。如李鸿藻门生汪鸣銮的这通信函：

敬启者：于役天涯，光依北斗。宜春日下，瑞蔼东郊。敬惟宫保中堂夫子泰始凝厘，履端肇庆。金堤奉使，采风陈万福之歌；黄阁登庸，湛露荷九天之眷。台衡引领，轩舞倾心。鸣銮忝奉简书，瞬更节序。驾星轺而逾岭，又赋莘征；听腊鼓之迎年，虔陈椒颂。专肃，敬贺岁厘，祗请钧安。受业汪鸣銮谨启。

敬呈咏梅百韵，伏乞哂鉴。

这种骈四俪六、洋洋洒洒的内容，几乎没什么有效的信息量，仅有“驾星轺而逾岭”一句，据此可以推测出写信时间应在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底。“星轺”是使者的车驾，代指钦差。当年五月汪鸣銮奉旨钦派广东学政，从京师前往岭南。至于最后的“敬呈咏梅百韵”，字面上是说呈送一首咏梅的百韵诗，其实是赠银一百两的雅称。耻言阿堵，毕竟是士大夫习气。《李档》中的这类隐语，大多以赠诗为名，如“附呈吟梅百韵”“附呈献岁诗二十四韵”“外呈消寒百咏”“谨呈椒颂五十韵”“谨赋辛盘双柏”等等。梅花诗、消寒诗是文人岁末吟咏的常见题目，自不必说；“椒颂”典出西晋女子陈氏献给皇帝的《椒花颂》，是新年的颂辞；“辛盘”则指古人“元旦造五辛盘”的习俗，即以盘盛五种辛辣蔬菜而食。无论名目如何，关键只在后面的数字（“双柏”即“双百”）。此外，山西布政使胡聘之颇具创意地用了“谨呈红炭二百斤”的表述，内行人自然不会当真以为他送的是“炭”。不过，也不乏有人直白地写下“炭敬某某两”。

外官送给李鸿藻的炭敬，一般在五十两至二百两之间，视送礼人官职的高低肥瘠以及双方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定。我在《李档》中见到数目最大的两笔炭敬，来自崇光与文珮这两位粤海关监督，金额都是一千两。粤海关监督是著名的肥缺，炭敬自然格外丰厚，尽管两人信中都“谦逊”地把自己的馈赠称作“不腆微忱”。相反，李鸿藻的门生赵舒翘曾在某次贺年信的最后写道，“外呈菲敬四十金，微薄不胜愧赧”，则是真的觉得四十两银的馈赠太过菲薄。为此，他自我解嘲地表示老师的期待在于为官清正，自己也不敢勉强多送，又说自己担任的凤阳府知府一职是个苦缺，而且今年收成不好，钱粮缓征，手头更不宽裕。但他保证这笔炭敬出自堂堂正正的养廉银，请老师放心收下。

向李鸿藻送礼的人也包括京官。由于京官基本没有养廉银，又不像外官可以刮地皮，收入普遍较低，送礼时自然大方不了。当时有某位翰林作诗形容众多“穷京官”的窘状：“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这里提到的“师门二两银”，指门生拜门以及此后每逢年节馈赠老师的礼金，即所谓“贽敬”，二两银子是能够送出手的基本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