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欧洲国家形成与建构的问题，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最终在“战争形成国家，国家制造战争”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无论国家因何目的选择战争，战争都使国家产生了提高资源汲取与社会动员能力的需求，并为此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制度与组织能力以达到这一目的；而未能提升国家能力的政治实体的命运则是消亡或被兼并。此外，另一部分学者则更为关注那些构成了西方世界崛起的关键的制度设计——如法治与代议制——是如何出现并发展的，认为在战争和战争威胁背景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围绕权力行使范围、征税等议题展开的博弈，不断推进近代欧洲的制度改进，促进产权保护并推动了工业化。“战争国家论”和“统治者- 社会之间的博弈论”经过不断的发展、丰富与完善，已成为解释国家建构的典范式理论。

但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及战争和国家形成的关系，进而试图回答：如果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路径不具普遍性的话，可能是欧洲自身的特殊性——尤其是其特殊的前置条件、历史背景和地理等因素——所造成的。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安娜·格兹马拉-布塞（Anna M.Grzymała-Busse）二0二三年的新书《神圣的奠基：欧洲国家的宗教与中世纪起源》（Sacred Foundations： The Religious and Medieval Roots ofthe European State ）對现有的理论进行了修正，跳出战争本身，将欧洲制度生成与政治形态起源的问题带回到欧洲史的视野之中。

格兹马拉- 布塞提出，已有的文献并未回答欧洲国家的形成与建构历程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频繁的领土冲突与战争仅存在于欧洲？为什么自查理曼帝国解体后，欧洲的“政治分裂”持续了数百年时间？为什么在欧洲的某些地区，王权更早地取得了支配地位并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而另一些地区像意大利与德国，却直到十九世纪才完成了政治统一？而又为什么早在现代国家出现以前，那些构成现代国家制度的税收、司法与议会机构的雏形就已经存在并发挥作用了？她认为，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是天主教会在中世纪的崛起与发展，其为此后欧洲世俗政治的演化奠定了“神圣的”基础。教会不仅主动塑造并维持了欧洲领土的政治分裂，同样也是许多日后在欧洲起到关键作用的制度与机构原型的提供者。正是在对教会的“模仿”以及与教廷的“竞争”之中，欧洲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开始在其中孕育。

其中有两个关键的历史前提需要被关注。第一，只有在欧洲，政治分裂能够长期且稳定地存在着。通过历史数据集检验也发现，近代早期频繁的宗教冲突，尤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进行的战争，实际上反而加剧了欧洲的政治分裂，而并非“财政- 军事”模型所认为的巩固了国家，而那些通常被认为终结政治分裂并完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要么是在近代早期就完成了这一过程——如英格兰等，要么则要在近代以后才出现——如意大利、德国等。显然，“战争国家论”与欧洲自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事实并不完全对应。

第二个历史前提，则是在中世纪时期，教会是唯一拥有组织、人力、文化与渗透能力的横跨欧洲的政治组织。教会不仅主导了欧洲地方治理中的精神事务，而且还是许多地区地方治理中的主体，教会掌握地方的人口数据，开展征税并仲裁争端，以实际政治组织的形态深度参与了欧洲的政治发展进程。可以说，在欧洲的中世纪，任何政治活动都不可能脱离教会而进行。因此，欧洲现代国家及其所涵盖的一系列政治制度与文化，蕴含在欧洲漫长历史的“神圣”奠基之中。无论是官僚制、征税体系、司法体系还是大学等，都并非“无根之水”，是教会贡献了这些制度的初始形式，并在制度转换中成为日后现代国家所不可缺少的一环。

那么“教会”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在这两个前提之上，格兹马拉- 布塞重新审视了中世纪时期的教会发展，以及教权与王权长期之间的竞争。她认为，教廷以其对精神领域的垄断地位，通过诅咒、逐出教会、发动十字军东征与支持代理人战争的方式持续削弱欧洲大陆的世俗力量，塑造并巩固了支离破碎的领土局面。尽管到了中世纪晚期，教廷的影响力下降，但这种分裂的局面已经成为欧洲大陆的基本政治事实。这也解释了尽管频繁地发生战争，德意志地区与意大利的领土分裂一直持续到了十九世纪；反而是那些远离教廷核心区、并没有过多卷入领土争端的地区，如英格兰，则较少受到教廷的直接干预，更早建成了中央集权制国家。

作为进入中世纪以后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组织，教会对欧洲的政治制度、组织结构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查理曼帝国解体后，为摆脱世俗统治者的支配并确立教会的自主性，教廷一方面采用分化与拉拢策略遏制新的“帝国”在欧洲腹地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不断进行制度、程序与治理手段的革新（尽管并不都是有效的）来强化教会的组织与纪律。例如，在十一世纪东西方教会分裂后，改革派教皇开启了教会的等级制变革。在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任内，他强调了神职人员的纪律性与独立性，从而使教会成为以教皇为顶点的等级制组织。

在进入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教会是秩序的保证与唯一的合法性来源，甚至是世俗统治者之间冲突的仲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