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宋史为专业的虞云国先生，在近世学人与学术史的研讨上同样成就斐然。其二00九年出版的《学史帚稿》一书，即以评骘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三位大家的史学及其成就的文章最受读者欣赏。此后出版的《敬畏历史》《放言有忌》《三声楼读记》等随笔集中亦不乏探讨现代学人及其学术的篇什，刊载于《上海书评》而尚未收入各部随笔集的新作亦复不少。如今，这些新旧文章经过遴选、整合、校订，结为一部新著《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虞先生关于现代中国史家与史学的专论，大抵可见此书。

如虞云国在本书自序中所说，本书之“前编”与“后编”的撰写，也是不同阶段的心路过程，前者的写作动机是“把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从揭橥‘新史学’的梁启超开始，一个一个地把大师们的史学著作学习一遍，领悟他们的史学三昧，同时把他们的史学在百年大变局的互动中给以历史的定位”，后者则大抵是在“从个人的研究旨趣来说，进入新世纪后，我更关切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时代变局如何决定中国史家的命运，并怎样干预他们的学术”这一思路的启发下写成的，因而更有些掌故色彩，文笔也更为活泼，正如作者自述的“在体式上，也不再拘泥于论文，而往往出之以历史随笔，以期争取更多的读者”。

实际上，不论是“前编”或是“后编”，其中许多学人的经历都有相似之处，即其学术多具备厚重的现实关怀，而这些学者的命运往往亦与世道的浮沉相连。不同学人因其不同的性格和所处的不同环境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其中志节不屈而彪炳后世者有之，与世浮沉而声名不彰者亦有之，晚节不保而仍晚景凄凉者亦复有之，真可谓“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文天祥：《正气歌》）。

“前编”所收诸篇，多已见于《学史帚稿》，其中关于陈垣、陈寅恪的诸篇文章，论述透辟，评议精彩。“南北二陈”之说，早已为学界内外所乐道，两位学者的晚景虽有不同而皆令人唏嘘。既然双峰并峙，南北并称，则其间异同黜陟自然也会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资。虞云国指出陈垣得有“乾嘉学术”的正传，而“不为乾嘉作殿军”， 其志在“有意义之史学”， 这种“有意义之史学”的精神尤见于其《通鉴胡注表微》，而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陈垣面对外寇时保持凛然正气、最终大节不亏。但是“有意义之史学”本身也是一种入世情结，本来热心世务而能勤于著述，成“仕而优则学”的美名，亦不失为美事；但面对来自政治的诱惑时，这种情结又往往让人心生摇摆甚至令人智昏。虞云国特地拈出陈垣晚年的若干学术短文，指出彼时陈垣依然具备足以开展史学研究的能力，但不仅未能有更大成就，反而几乎再无作为，甚至对就在眼前发生的文化危机和政治迫害都有些刻意回避，反而不如陈寅恪能将气节操守贯彻到立身处世的所有层面为可敬，因而虞先生的叹惜痛切跃然纸上，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