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有最后一颗‘子弹’，就是自己的身体。”蔡磊这个念头从心中冒出来，就无法再消失。
2022年9月，蔡磊宣布：去世后将自己的大脑和脊髓组织捐献给医学科研用。在他的感召下，短短几月间，就有1000多名渐冻症患者签署了遗体和脑组织、脊髓组织捐献书。截至2024年6月，全国脑组织和脊髓组织捐献已完成10例，其中3例储存于国家健康和疾病人脑组织资源库（以下简称国家脑库）。
国家脑库设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一栋教学楼里，一进门，就是显眼的标识——像电路板一样的蓝色线条看似不规则地延伸开来，像大脑神经元一般纠缠、分离，仿佛隐喻着渐冻症等大脑神经疾病的未解之谜。在这里，《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了一支由院士领衔的团队。是他们，帮助了许多个“蔡磊”实现把自己当做“子弹”献出去的人生遗愿，也保存下通往未来的解谜希望。
“最大的困难是捐献意愿”
段树民，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脑库发起人。1957年出生于安徽蒙城，是中国脑科学研究领域的杰出专家。
2022年4月，一封邮件不期而至，署名是蔡磊的助理。邮件里说，渐冻症患者很想捐献脑组织和脊髓组织，但不清楚二者的储存存在多大难度，担心一腔热血付诸东流。段树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马上添加了助理在邮件里告诉他的微信，尽管他是第一次听说蔡磊这个人。
以下为段树民的讲述。
我平时不太关注新闻，看了邮件才知道有这样一位影响力大的公众人物。蔡磊先生值得尊重，对于渐冻症，他是想解决问题的人。
和他进一步交流后，得知他的担心集中在三点：一是有些愿意捐献的患者病情严重，随时可能去世，且分散在全国各地，要怎么和国家脑库的工作人员对接？二是大脑极易自溶，最晚要在捐献者去世后24小时拿到大脑样本，而此前，国内少有渐冻症患者的捐献，捐献的各个环节是否畅通？三是除了脑组织，可否接收脊髓组织？
这次他会找上我，也是先问了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才了解到中国已经有了国家脑库。这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还是没有做好。
事实上，他们想到的这些困难，在我们看来反而问题不大。脑库一周7天、一天24小时都有人待命。我们还成立了中国人脑组织库协作联盟，在我收到那封邮件时就已经有19个规范化运行的脑库分库。我马上建了一个大微信群，把华东地区脑库分库的负责人、几家主要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都拉了进去，说明捐献事项。而对于脊髓捐献，以往因取材困难没有接收，但对于渐冻症研究，脊髓是特别宝贵的资源。讨论后，我们决定，只要捐献者同意，国家脑库可以接收并存储渐冻症患者的脊髓组织。
你们问我，脑库建设的难点是什么？无论是建库之初还是现在，我始终说，最大的困难是有捐献意愿的人不多。
2010年，我来到浙江大学任医学院院长。2012年，院里有老师向我建议能不能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脑库。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欧等发达国家陆续建立了脑库。国内当时也有医学院校在建立脑库，但真正运转起来的几乎没有。中国科学家的研究主要依赖于进口外国人脑样本，而全球只有极少数的脑库（如荷兰脑库）愿意为广大科研人员提供样本。但就算申请成功了，生物学样本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高度敏感的，有时在海关就出不去、进不来。
我是研究神经生物学的，知道人脑样本对于各种神经精神疾病的意义。人类大脑太神秘、太复杂了。单说体积，人类大脑若是足球，小鼠大脑就是一颗花生米。更遑论大脑内部的精密程度：小鼠大脑约重0.4克，有7000万个神经元；猕猴大脑约有87克、60亿个神经元；而人类大脑1500克，约有860亿个神经元。可这个人体中最精细、最高级的组织生了病，却不能像其他部位那样做活检，只能进行动物实验。
根据动物实验寻找致病靶点、研发药物，远不能满足医学需要。像阿尔茨海默病、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都没有合适的动物模型——动物本身没有这类病，是科学家让它们表现出相似的外在症状。我们不能确认这些动物的脑内是不是发生了类似人脑的病变。你说老鼠精神分裂了，那它有没有出现幻听幻觉？它没法告诉我。也因此，很多新药一进入临床试验就失败了。这对科学家的打击很大，自己的研究对人类没有任何帮助，很绝望的，你觉得自己好像在研究一件不相干的事。
但如果能在捐献者去世后对大脑及时取材并进行研究，就能解码出重要的生命信息，搞清楚这种病在人脑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在这个背景下，脑库建起来了，当时叫“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医学院有病理教研室和解剖教研室，解剖教研室有接收遗体的资质。启动经费不多，大概30万元，关键是要按照国际规范来取材、存储、染色和病理诊断等。一点投入就能做这么重要的事情，很值得。
脑库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捐献。我们去动员杭州一些医院的神经科医生，也不太有效果。因为医生去问病人，很难开口。病人会误解和抵触：你还没给我治呢，就找我要大脑？2012年底，我们才收到第一例捐献。患者得了亨廷顿病，经医生动员，签了捐赠书。但之后又撤回了，后来因为家里的孩子也出现病症，他才改变主意。因为他意识到，不捐献，整个家族的“诅咒”可能永远无法破除。
建了脑库后，我每年参加全国政协会都提交提案，也很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就是希望引起公众的关注，并呼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资助，尽快建立脑库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