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唐代 文人拟作 竹枝词 刘禹锡 风土诗歌

最初的“竹枝词”是一种流行于西南地区的民歌曲调。这种民歌经过文人的采录、润色、拟作与书面保存，形成一种以七言四句为主的诗体。这种带有民歌风味的诗体在唐代以降被文人大量创作，遂产生“竹枝体”的概念。这一称呼最早见于宋人王质《效竹枝体四首有感》，此后见于两类情况：一是从南宋后大量出现题为“效竹枝体”“拟竹枝体”的诗作，二是出现在诗话、诗评中，但论述较简。①古代诗论虽然广泛使用“竹枝体”这一概念，却对其本身的内涵特质缺少准确界定。究其原因，“竹枝体”的定位并非像“永明体”“诚斋体”那样出于诗歌体式或个人创作，也没有与之接近的诗体名称，需要严格加以区分。一方面，它流行时间更长、作品更多；另一方面，背后的文学文化因素蕴含在文学史的习焉不察中。概言之，竹枝体产生于竹枝词被大量创作后，是一种以书写地方风物为主的七言诗体；相较于竹枝词本身，作为曲调等音乐性逐渐消失，概念范围也延伸至涵盖“百咏”“棹歌”等风土诗类型。

自唐以来歌诗曲调众多，能发展为文体者却寥寥无几。清人沈谦即认为：“竹枝之体，肇于唐人。”②竹枝词在后代盛行而成为专体，离不开早期的开创与特质奠定。唐代竹枝词存世数量不多，今存文人拟竹枝词33首，③另有部分作品描述了聆听或演唱、创作竹枝词的过程。考唐代文人拟竹枝作品与后代诗文评，古人（尤其是唐时人）眼中竹枝词概念的核心并不在其体式，而一在内容之叙风土，二在格调之俚俗。本文惟名定义，考察对象主要是现存唐代诗题中有“竹枝”二字的作品，也兼顾其他诗序或正文中的竹枝词相关信息。

过去多将唐代竹枝词放在对历代竹枝词的整体研究中，或只对少数作家的单篇作品进行讨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从体式上考其源流演进；二是讨论特定作者、特定地域的竹枝词创作；三是以学科融合的视角，从民俗学、历史学等角度关照其内容与意义。但这样的研究视角难免有将唐代竹枝词视作文献材料的倾向，偏重对音乐或民俗的论证，而忽视其文学属性；专题研究又无法将唐代竹枝词视作一个整体，把握其作为诗体的文学史意义。

文学史在提及唐代竹枝词时，往往与《杨柳枝》《浪淘沙》等曲并提，强调它们是文人受地方民歌影响的拟作，尤其在题材、风格上与后者接近。结论固然不错，但无法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唐代文人究竟是怎样受到民间影响，在细节上如何聆听、拟作、演唱《竹枝曲》？他们又如何认识文人填词与真正民间歌词的异同？第二，唐代文人拟民歌作品甚多，为何偏偏是竹枝词，而非其他地方曲调能在后世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脱离音乐性、成为一种承载地方风土信息的特殊文体？

笔者以为风土书写赋予了竹枝词特殊性。叶哗梳理了竹枝词聚合其他文体的动态过程，但重在唐宋以降，对早期竹枝体的形成演进论述较少。①而任半塘指出：

按一般詩调在断绝声容以后，即退入徒诗，而生命遂止。……独有竹枝，在诗调中，与他调不

同，于失却声容后，其名称仍续有一段“主文”之生命，且绵延千年之久。正为状写风物成为一种特

殊内容，时地虽迁，文人仍乐用不辍。②他认为竹枝词之所以影响深远，正在于“状写风物”为其带来巨大的生命力。任氏并未展开论述，但这一观点启迪笔者关注竹枝词中的风土信息。近年来文学与地域的关联研究渐成热点，下文拟将唐代竹枝词置于中国风土诗歌的发展脉络中，讨论唐代“竹枝体”内部诗学理路、时代风气与文人创作心态，从而回答竹枝词如何完成从曲调到诗体的变迁，为后代文人风土诗的发展理清源流。

一、唐代竹枝词的核心特征

以往学界讨论唐代竹枝词的源流时，多关注其最初体式与演唱地域。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都不是时人心中“竹枝词”的核心特征。就体式而言，主要争论在唐代竹枝词的人律与人乐问题。竹枝词不完全符合唐诗格律已是公论，如清人董文焕在《声调四谱图说》中称：“其格非古非律，半杂歌谣。平仄之法，在拗、古、律三者之间。”③任半塘的《唐声诗》虽不完全视其为七绝变体，但也强调“竹枝之特点在拗体”。④从现存唐人竹枝词看来，每句句内多合平仄，但联间多不相粘，且时有三平调、三仄脚等拗处，这些说法一定程度揭示了唐代竹枝体的特征。但究其本质，唐人并不将竹枝词视作徒诗，自然无须恪守平仄等诗律要求，讨论它在多大程度上人律难免有以后代文体观念审视前代的嫌疑。对于入乐问题，刘禹锡等人据民歌曲调创制竹枝词，能够入乐，而杜甫的夔州绝句不能人乐，却仍被称为“竹枝体”，⑤可见能否入乐演唱也不是它的本质特征。

就属地而言，《乐府诗集》误记刘禹锡在夔州作的《竹枝》为朗州作，可谓定论。⑥但郭茂倩为何混淆了朗州、夔州两地？如果不是史料传抄上的文献错误的话，那么是否受到《竹枝词》本身的认知影响？笔者以为，误记正是因为竹枝曲在唐代已突破具体属地、在南方民间广泛流传。中唐时刘商《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记录在楚地听到来自巴地的竹枝歌、白居易《白氏六帖》记载刘禹锡在朗州亦作《竹枝词》，都表明唐时竹枝词已广布于南方民间。①

考今存唐代文人拟竹枝词33首，具有两个核心特征。其一，内容上叙写风土。这33首竹枝词无一例外都写到了南地自然物产或风俗人情，以西南为主，岭南次之。如顾况、李涉、白居易等人均写巴楚景物，皇甫松写到岭南，而刘禹锡在西南的夔州与岭南的连州都有写作竹枝词的记载。刘商云：“曲中历历叙乡土。”②可见时人虽未明确总结这一特征，但已对个案有了朦胧感知。理论批评上，宋以降文人论及竹枝词也将其与风土信息关联。南宋周密云：“各制《南乡子》数首以志风土，亦竹枝体也。”③王士稹评叶适《橘枝词三首》云“第二第三首则泛言风土，如竹枝体”，也将内容上述写风土作为竹枝体的判断标准。

唐代竹枝词叙写风土，甚至逐渐泛化为整个南方偏远地区的象征。中唐时《竹枝曲》已是在长江流域广为流传的歌谣，故常用以抒发离别思乡之情，如“无穷别离思，遥寄竹枝歌”④是在送别时听到竹枝曲。“楚人歌竹枝，游子泪沾衣”⑤则表达了客寓南方时的游子怀乡。无论在南方哪里都会听到竹枝词，此时诗人并不关心它属巴还是属楚，因为对他们而言，无论巴楚都是远离长安中心文化圈的偏远地，都意味着要与亲朋分别、进入陌生和相对落后的南方，如郑谷《渠江旅思》：“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引人乡泪尽，夜夜竹枝歌。”⑥张籍也默认了“竹枝即南国”，《江南曲》写道：“夜唱竹枝留北客。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⑦竹枝歌褪去了民歌的地方性，成为用以代表南方、抒发北人乡愁的直观意象，“竹枝”也已成为代表南方的文化符号。

另一特征在于格调的俚俗，体现在语句之浅易和情感之充沛两方面。竹枝出于民歌，语言通俗；也指情感的直泻，唐人在理论上已将其与其他民歌曲调对比，指出其特点在“桃叶传情竹枝怨”“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隋”；⑧明清既肯认唐代竹枝词“词必近情”，⑨又将它的俚俗与宴饮娱乐之曲的轻浮区分开来。

唐代竹枝词内容、格调上的特征和广布民间的传播范围，正是其能完成从曲调到文体转型的先天优势。那么，唐代文人具体是如何聆听、拟作、演唱竹枝词、如何赋予其固定内涵的呢？

唐人诗文中的“竹枝词”意象分为“闻竹枝”与“作竹枝”两大类。首先，诗人或记叙听曲，或依声填辞，都意在用听觉唤起一种哀愁的情感体验。白居易谓“怪来调苦怨词苦”，合论曲调与文辞，但这种明确表述并不多见，更近偶发；听觉体验可以唤起其他的感官联想，在竹枝词的创作中则更普遍。如李嘉佑写道：“霜浓竹枝亚，岁晚荻花深。”⑩“竹枝”意象双关，既是目前所见的竹林，又使人想起喑哑哀怨的竹枝曲调；刘商从“思归夜唱竹枝歌”写到“泪痕满面看竹枝”，也是从听觉到视觉。

“竹枝”能够唤起相应的画面、渗透作者的情感，这点与一般意象相同。但它作为乐曲，又由演唱的动态过程而涉及人物、演唱內容、演唱环境等方面。当该意象的内蕴情致被大多数读者接受时，诗人无须详写事件本身，意象本身的符号功能也能反作用于环境，带来更强的艺术韵味。如刘禹锡《洞庭秋月行》：“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此时诗人不可能同时听到竹枝与羌笛两种音乐，二者都是虚写，诗人未闻曲，却反过来用竹枝曲哀怨的特征烘托秋夜清幽。这种想象随着“竹枝”意象的发展，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如晚唐诗人李洞的《冬忆友人》：“吟上山前数竹枝，叶翻似雪落霏霏。”①这时无论他是否真的目睹了竹枝、唱了这支曲调都不再重要，诗人是在通过描写吟竹枝的场景，利用前人叠加在竹枝曲调上的凄怆、哀愁、思念，只言片语就令人默会而全方位传神。

诗人们也逐渐选择出最具典范性的演唱环境——夜间和水边，形成独具特色的诗歌意味。任半塘将唐竹枝分为“野唱”与“精唱”两类，并指出竹枝多在夜间和水边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