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学本土化 群学（中国古典社会学） 概念体系 命题体系

自严复将《社会学研究》译介为《群学肄言》开始，中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探讨从未中断。从时间脉络而言，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紀上半叶的“社会学中国化”浪潮。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在人类学调查和社会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社区学派”；①孙本文、朱亦松等人强调文化和心理因素对社会研究的影响，创建“综合学派”；②潘光旦、瞿同祖等人接续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在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和中国古代历史制度等领域选择议题，利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从家庭、③法律④等角度探究中国社会基本结构；李大钊、李达、瞿秋白等人在社会主义思潮基础上开创唯物史观社会学“中国化”：以上各派从不同方向汇成了此一时期“社会学中国化”的生动局面。二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掀起的“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热潮。李亦园、文崇一、杨国枢联袂发起的“中国人的性格”研究，尝试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扩展至融人中国社会文化特性的诸多本土概念，如“报”“孝”“耻”“关系”“人情”“面子”等，①不过这些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方面仍旧以采借西方知识传统为主。叶启政将这些研究视为一种较为浅层的“实证主义”取向的本土化，进而把“社会学本土化”的反思推进到知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反对统一的普遍的社会学理论，倡导社会学研究的多元范式。②三是20世纪末以费孝通、卫惠林等为主导的一批社会学家致力于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寻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洽点，这次探讨至今仍在延续。

其中，第一种声音倾向于强调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视以及与西方社会学平等交流的愿望。费孝通晚年提倡“文化自觉”，以关注自身文化的来源及演进过程作为社会学人文导向的基本点，③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性格等进行研究是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路径。④这些研究转向背后的核心在于中国本土文化主体的自觉体认；不过，尽管费孝通提出可以从解释“理学传统”、分析“将心比心”的社会互动行为等路径开展研究，但并未产出基于文化自觉的具体研究成果，使得“文化自觉”不得不停留于“社会学本土化”的指导方针层面。郑杭生认为“社会学本土化”应以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及方法为目标，⑤并基于“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⑥提出“理论自觉”，主张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的同时“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⑦“理论自觉”既是对“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深化，亦是对“文化自觉”的推进；不过，基于“理论自觉”的相关理论成果（如社会运行论、社会互构论等），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结合中国社会转型实际的同时，并未充分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学术传统资源。费孝通和郑杭生留给中国社会学界的问题，或可从刘世定提出的“学术自觉”获得启发。“学术自觉”即“在我们从事的被称为学术的活动中，自觉地把系统化的知识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⑧以“学术自觉”视角观之，“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不是以国界作为界定的理论成果的产出，而是基于“对话”的立场探索如何将不同于西方知识传统的本土知识传统纳入思考框架，在明晰两种不同知识传统对各自区域社会中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具有不同影响的前提条件下，系统性地探讨源于西方知识传统的哪些理论命题无法成立，以及源于本土知识传统的哪些理论命题可以成立。

第二种声音倾向于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发掘本土问题意识，并构建对某一领域具有解释力的中层理论。翟学伟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等出发，通过研究“关系”“人情”等中国人运作关系的策略和思路，试图探讨与西方社会不同的一套立足中国本土的社会交换方式。⑨周飞舟从考察中国传统“家”观念人手，试图分析和展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与中国人基本的行动伦理。⑩成伯清采借福柯“自我技术”的嬗递来透视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演变，试图还原儒家伦理作为个体生存美学和自我完善艺术的价值。就系统化知识的追求而言，这些研究已经实现“学术自觉”目标，但未能在中国社会学界形成蔚为大观的局面，可能与未能实现对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整体性反思有关。

第三种声音倾向于强调对中国经验的重视，以贺雪峰、徐勇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当属此列。贺雪峰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不应是与以美国为主的所谓世界社会科学对话，而是在深耕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体系”，①强调中国社会科学中的经验质感，②将经验研究视为其基本研究立场，③以大规模的个案调查为基础，利用区域比较，力图形成一套源自田野、富有解释力的中国本土的村治概念体系。④就这些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界的讨论度和发展而言，其面临的问题与第二种声音面临的问题相近。

可见，一方面，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学以及怎样建设好中国社会学”这一共同主题，中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探索和研究从未中断；另一方面，“虽然研究者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受西方理论学术话语影响，但话语体系内部存在的各种张力及其化解措施尚未得到足够重视”，⑤以至于如何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摆脱西方理论学术话语的过度影响，成为莫衷一是的问题。周飞舟认为，“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社会学本土化是指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社会的引进、发展过程中，不断适应中国社会，从而发展出具有自身主体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⑥这一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共识的预设是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起源为西方社会学，该预设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研究人员在问题选择、方法技术、理论视野等方面受到西方社会学的过度影响。这种过度影响的后果之一是，即使高扬“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学术自觉”的大旗，仍然不能实现对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整体性反思与突破。景天魁在继承发展“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提出“学科自信”，特别提到要坚持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路径——古今贯通、中西会通、明确知识生产和秩序维护的定位，⑦其本质在于通过强调学科发展建设层面对本土文化传统的重视，实现中国境内的社会学研究人员对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整体性反思与突破。基于此，景天魁及其团队提出“荀子群学即为中国古典社会学”，提供了关于中国社会学学科起源的本土路径。以下拟对群学（中国古典社会学）研究近十年来的成果以及学术界的相关讨论进行回顾和反思。

一、“社会学本土化”与群学（中国古典社会学）研究的开展

如前所述，“社会学本土化”不同阶段的多种声音实际上在围绕“外来与本土”“理论与实践”两个问题展开争论；总的来说，重视“外来与本土”之争会倾向于强调本土文化传统的独特性，重视“理论与实践”之争会倾向于关注西方社会理论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问题。虽然两者都会导出知识多元论，但相较而言，前者更容易导出完全不同于西方学术传统的异质性知识，后者则更容易导出西方理论无法覆盖的补充性知识。也就是说，知识多元化是“社会学本土化”论者的共识追求，但“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知识多元化的主要根源及其不同后果，是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明晰的问题。⑧

1．“社会学本土化”需要回应什么

论及“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的知识多元化问题，需要切实从学术传统、基本立场、方法原则和评价尺度等方面加以考察。①具体而言，一是对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传统的体认。清末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学者将古今会通问题纳入创新学术话语体系的“融通”“担当”传统、民国时期“社会学中国化”对清末“融通”“担当”两大传统的继承深化，②费孝通从“从实求知”到“行行重行行”开创的扎根乡土、层层扩展的学术路线③以及陆学艺坚持“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④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目标导向性，开启并延续了中国社会学植根本土资源的学术传统，是今天创新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二是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保有客观性评判。西方社会学理论虽有实证主义传统与非实证主义传统分庭抗礼之现实，但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使得重事实、重操作和重实效的实证社会学传统更具优势，实证主义社会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主流。⑤这对研究人员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必然有不容小觑的影响。三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学者所处的学科境遇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