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我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同人到浙江湖州市长兴县考察，因而结识了时在湖州市外办工作的张建智。考察过程中，当他得知我也是出生于南浔时，即引为乡亲。由于我在1956年不满十二岁时就离开家乡到了上海，加上我祖籍为绍兴，到父亲这一代才迁入南浔，故我对故乡知之甚少；而他家世居南浔，在湖州工作生活的时间较长，使我倍感亲切的是，他经常告诉我不少我离开家乡后的旧闻新事。言谈之间，方知他早已垂注我在《读书》等刊物上的几篇拙文，讨论后感到彼此有不少共同见解，又增加了一层同道的关系。

次年，拙著《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在谭先生的故乡嘉兴的秀州书局首发，正好建智兄的新著同时首发，我们一起签名售书，又先后在嘉兴市图书馆作讲座。以后多次因书结缘而成为乡友、书友。

拙文《货殖何罪》一文在《读书》发表后，建智兄就打来电话，表示赞成我的看法，以后我们又在电话中作过多次讨论，在司马迁的重商思想和中国的商业传统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大概因为这个原因，他送来所著《〈易经〉与经营之道》一书的前言和目录提要，要我写上几句话。这时，我才知道他多年来独辟蹊径地从事《易经》与经营文化的研究，并有遨游商海的实践经验，而且已结合对《易经》的研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可是这却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因为我不懂《易经》，自然更谈不上研究；而且我对近年来一些“研究”《易经》的方法和有关的出版物颇持异议。这倒不是我否定《易经》，或者不重视《易经》的科学价值和文化意义，而是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将《易经》的作用无限拔高，甚至吹得神乎其神，认为《易经》包罗万象，可以解决现代科学和当代社会中的一切难题。二是将《易经》当作占卜的工具，用之于问休咎，卜凶吉，测未来。要是建智兄的书也是如此，我将如何写这几句话？如果不负责任地赞扬，岂非有违初衷？对书的主题我也不无疑虑，难道《易经》中已有了经营的方法？难道二三千年前的古人具有现代商业知识吗？

但仔细读后，我感到大可不必多虑，因为建智兄研究和运用《易经》的态度并非如此。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他是从人生观、自然观、命运观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式的经营之道的，并从这一角度将《易经》与经营有机地结合起来，去寻找“大思路”或“小启迪”，去感悟“经营之道”。书中要讲的，不是具体如何去经营、经营什么、会获得什么结果，而是一个经营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在经营的全过程中应该持何种心态，采用什么策略，追求什么目的；在经营之余，如何总结经验，修身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