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裘士雄相识近半个世纪，但由于绍兴、北京两地相距一千三百多公里，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他似乎是学丝绸出身，1972年调入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一切相关业务知识都要从头学起。“会稽子弟多豪俊”，他就像春蚕结茧一样，拼命吞嚼着知识的桑叶，终于吐出了质地细腻的学术蚕丝，在鲁迅研究领域织出了锦绣华章。我比士雄虚长两岁，在史料研究方面堪称同好。搞史料的人是寂寞的，虽然有人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但我还没听说哪位搞史料的人暴得大名。“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他请我为他的新著作序，无非是在寂寞中寻找一次坦诚交流的机会，广告效应大概是不会有的。

据士雄统计，2005年版《鲁迅全集》涉及的人物共计四千二百二十四人，尚不包括神话传说和各类作品中的人名。他近年整理出的有二百五十位左右，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左右。这个比例看似小，但做起来难度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我老家湖南有一句谚语：“板凳宽，扁担长，看事容易做事难。”难在何处？难就难在对鲁迅作品中涉及人物的研究并非刚刚起步。据我所知，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老前辈（如杨立平）就开始搜集鲁迅同时代人的生平资料，并印成了一部厚厚的油印本，供内部参考，有的成果已经写进了1958年版《鲁迅全集》。

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版之前，有更多的人参与了人物注释工作。包子衍就多次咨询了重病中的冯雪峰，了解到不少鲁迅同时代人的资料。这些人的生平履历，并不是一般工具书中所能查阅到的。王景山学贯中西，对鲁迅书信中一些人物的代称进行了破解，如“俅男”“老虾公”“兽道”“莱比锡”“阿世”“禽男”等，否则，这些人物称谓也许就成了不解之谜。王锡荣跟当时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为了了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状况，手持出版总署的介绍信，亲自到成都，通过四川省公安厅在南充“代讯”胡风，问了二十二个问题，调查访问时间长达一个多月。马蹄疾作为主要执笔者，跟彭定安联名出版了《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两卷本），成了鲁迅与相关人物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其影响波及海外。鲁迅友人台静农先生弥留之际最想看的一部著作便是此书。

我对研究鲁迅跟同时代人的关系也很感兴趣，所以写了《许广平传》《宋庆龄传》，还有鲁迅与胡适、鲁迅与林语堂、鲁迅与郁达夫、鲁迅与高长虹等一系列文章，也参加过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我在人物注释方面，有错误，也有发现。如民国时期有两位同名同姓的吴鼎昌，我就混而为一，成为“学术硬伤”。鲁迅书信的收信人中有一位杜和銮，当年只是杭州盐务中学的学生，生平事迹无处可查。后来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文兵说，此人可能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而当时我的堂弟正巧在该社人事处任职。我打了一个电话，这个多年的悬案顷刻破解。还有一位马珏女士，她十五六岁时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初次见鲁迅先生》，其后长期下落不明。直到2004年春节，我跟北京大学的欧阳哲生互致问候。他无意中说，他迁新居了，邻居中有一位就是马珏的女儿，于是马珏的生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过就总体而言，“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情况较多，“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情况十分罕见。

正因为对鲁迅笔下人物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所以再作新的跨越难度极大。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石涛在《渔翁垂钓图》中有两句题诗：“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渔翁理钓竿。”（世纪老人、画家晏济元将后句改为“犹有垂竿老钓翁”。）读到士雄的这部新作，他在我的心目中忽然又幻化成了“老钓翁”的形象。士雄年逾八旬，研究鲁迅四十多年，著作颇丰，把他比喻为执着勤劳的“老钓翁”颇为贴切。只不过这类痴迷于史料的“老钓翁”只可能钓到一些珍稀的学术成果，终其一生都跟“名利场”无缘。士雄绝不可能靠这些著作评上院士，至于能得的稿酬也是少之又少。我由于参与过鲁迅笔下人物的注释工作，故能体会士雄研究工作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