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知县是清朝地方吏治中的一个很独特的群体。作为清朝政治体制的“神经末梢”，“州县官贤，则民先受其利；州县官不肖，则民先受其害”（雍正谕旨）。知县居官优劣直接关系政权基础、天下兴亡。一方面，他们独揽地方大权，是“一线指挥部”；另一方面，他们一旦出了问题就再找不到别的“背锅侠”。晚清知县群体的来源混乱，素质能力更是参差不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用在知县身上也差不到哪里去。晚清知县腐败更为普遍，“贫困县，年得数千金；富裕县，多则至十万”。以晚清湖南为例，据《湖南省志·大事记》载，仅咸丰元年（1851）七月间，即查处知县六名：善化知县易学超、巴陵知县王逢吉、平江知县张宗世等“吞蚀赈银，重用蠹役”被参，溆浦知县薛超文因“浮收银粮、勒帮采买”暂行革职，湘阴知县刘松岭、署绥宁知县范邦等“玩视军饷”交刑部议处。十月廿六日，又有江华知县刘兴桓、安仁知县王化成等被查处。在这种普遍腐败的风气中，好知县更难当，想要更好的前程更不容易。因而，也有一批知县宁可舍弃现官不做，转而投身军旅，成为一个级阶更低的营官，浴血沙场。曾国藩草创湘军时，其水师、陆师营官及后勤部门中就有六名知县，包括湘乡知县朱孙诒、平江知县林源恩、广西候补同知禇汝航、广西知县夏銮、耒阳知县陈鉴源和善化知县李瀚章。

湘乡好县令

要了解湘军，首先得了解湘乡知县朱孙诒（也写作“贻”）这个人。

朱孙诒（1807—1879），字石翘（樵），江西清江人。入赀由刑部主事改湖南宁乡、长沙知县。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知湘乡，咸丰三年（1853）五月解湘乡县事。

“入赀”的意思是通过捐纳钱财取得官爵功名，即“买官”。这一做法在清朝是符合规定的，乾隆朝时甚至明码标价。可见，朱孙诒并不是科举正途出身，道光三十年，湘乡县缺一知县，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希望派一得力之人履职湘乡，但是“遍计群吏，罕有能胜任者”，一般人还视为畏途。骆秉章点了十多个人，他们都无一例外推辞不往。这时，他才想到卸任长沙知县月余的朱孙诒。朱孙诒没有犹豫，旋即赴任。

时居湘乡乡下的曾国荃发现，朱孙诒到任一年之间，兴利除弊，彰善瘅恶，事事能快人心意，真心为国家出力，真心爱民如子。曾国荃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天下州县皆如此，三代之治，可复见于今日矣。现在湖以南为民父母者，实称第一。”

朱孙诒这个湘乡县令不仅获得了当地乡绅的好评，曾国荃等人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也多次称赞他：“朱石翘明府初政甚好，自是我邑之福。余下次当写信与之。霞仙（即劉蓉）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不久，曾国藩在家信中又写道：“朱石樵为官竟如此之好，实可佩服！”曾国藩对朱孙诒的好印象主要来自曾国荃的称赞，他还表示要给朱孙诒写信。正如清代曾任知县的何耿绳所说：“凡绅士为一方领袖，官之毁誉多以若辈为转移。”朱孙诒能够获得在京湘籍高官的青睐，正是由于地方士绅的赞许，其命运也随之发生改变。

朱孙诒确实是一个干练的知县。刚调任湘乡知县，就碰上一个群体性事件——上千乡民因为钱漕的问题聚集，包围了县署。朱孙诒平息事态后，召集诸绅商议，提出“防患未然，古之善教”，考虑到官军布守要冲不能周遍，“团练乡兵，差足卫闾阎”，首次提出办团练。这一倡议得到王錱的响应。王錱乃罗泽南之弟子。咸丰元年（1851）七月，湘乡境内五都会匪一时骤起，县令朱孙诒遣刘蓉、康景晖号召团练，亲往捕治，颇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