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一生走得最远的地方，是我当兵所在的北京。

1983年春天，我还是个新兵，父亲到北京看望我，背着一个黄挎包，里面装满了苹果，另外还提了一兜子花生米。那时候通信不发达，连队里没有直拨电话，父亲跟我最快的联系方式是发电报。

父亲嫌麻烦，没提前告诉我，拿着我写给他的一封信就上路了。父亲临出门的时候跟母亲说：“我就不信我堂堂一个校长，到了北京还打听不到信封上的地址。”

我的家乡不通火车，父亲先坐了100多里路的长途汽车，到烟台买了一张无座火车票，又站了14个小时才来到北京。

父亲出了北京站，把信封给一个三轮车夫看，说：“我要到26支局新卫楼。”所有的三轮车夫都摇头，说不知道新卫楼在什么地方。父亲蒙了，他在车站广场转了几圈也没有想出好主意。后来有人告诉他，北京市内寄信，一天就能收到，可以先找个旅馆住下，然后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寄一封信问清楚情况。父亲想了想，也只能这么做了。

父亲不想住旅馆，他心疼钱，打算就在车站找个什么地方将就两天。这时候，有个当兵的从父亲面前走过，父亲看到当兵的，像见了救星一样，跑过去拦住人家，从包里掏出一捧花生往当兵的手里塞，把当兵的搞蒙了。后来父亲拿出信封打听路，当兵的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