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谈文学理论批评的文学价值问题？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向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虽然取得了新的成就，但也出现一些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迫切需要重提文学的本体价值，同时必须以新的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面对当代新出现的文学现象。

20世纪90年代，由于中国社会急剧向商业化、市场化转型，先锋文学话语实践的自我调整，教育和学科体制的恢复，传统的以经验和意识形态为背景的社会学批评（无论是意识形态批评还是打着“审美”旗号的反意识形态批评）失效了，两本新出版的文化评论著作引起了许多批评家的关注。一本是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了中文译本。该著作努力以马克思的存在与意识、经济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思想探讨近现代英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变迁。另一本是《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由留学美国、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年轻学者唐小兵编选，1993年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所谓“再解读”，就是以新理论梳理老问题，重新理解一些已有结论的经典文本，按其编者的表述，就是“重新进入文本，重构文本的语境和体制，并由此进一步梳理和解读文本与泛文本之间的间隙、共谋、不对称和互相补充。……使我们更好地进入当代日益发达、并开始无微不至地渗透进我们的文化、精神生活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进行批判，并由此‘着手新的开放型文化的建设工作’”。这两部著作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大学中文系师生和文学批评家对新批评及其经典《文学理论》的热爱，诸多从事文艺学、中国现当代（特别是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从文学文本的审美阅读转向文化研究立场的阅读，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选题也从作家和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转向了文学文本的生产机制、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的研究。

文学研究立场的转变，不仅改变了文学理论批评试图通过“内部研究”“审美方式”改造简单粗暴的社会学批评的路线，也使马上要发热的后现代思潮很快退烧。文学理论批评扩张了自己的版图，泛化了概念与方法：文学作品成了文本，文学创作变成了写作，一些文学教授成了“新左翼”或公共知识分子。“再解读”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以“大众文学”的概念置换“通俗文学”，从“雅俗”关系中脱身，重点关注文学的历史主体和社会运动，实际上已经把文学文本视为意识形态文本（如果我们使用威廉斯比较中性的说法，将意识形态视为“产生意义和价值的社会共同经验”的话）。而“解读”这些文本，所致力的方向，已经不是释放文学语言、形式中的能量，而是探究社会历史在不同文本中的权力运作。这种理论批评，在优秀者手里，尚能借助新历史主义、罗兰·巴特、福柯的理论与方法，找到文本背后的底层文本。而在追逐时尚又消化不良者或训练不足的年青学者手里，则绕开了文学文本阅读与分析，转而从媒介、文学制度、社团、刊物、稿酬、评奖等方面搜集材料，证明社会历史的决定性。至于一些平庸者，则轻松愉快地回到了庸俗社会学的怀抱，无视文学与生活的特殊关系，以社会、历史、现实生活和大众的名义，成为商业化时代的帮闲，或是道德绑架的卫道士。

文化批评有许多形态，但无论直接以大众生活或后现代“亚文化”为对象的批评，还是将经典化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为文化现象进行重新解读，虽然理论参照、角度与方法千差万别，新历史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的或“新左翼”、新马克思主义的，都无一例外试图通过泛化的文本让人看到语境制约的根本力量，看到历史与现实权力的运作，看到阶级、性别、种族的压抑，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