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文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外国各种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特殊的历史际遇与意识形态的交互影响，俄苏文论是其中尤其突出的一个部分。而以“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三位在中国的别称）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的文论思想，在延安时期和“十七年”期间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建构更是产生过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他们的文论思想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被译介到中国，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是得到强化与广泛推崇，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期间，“别车杜”甚至一度被高度“神话”，几乎成为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权威。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重要资源的“别车杜”，深刻地影响了数代中国人的文学审美趣味和评价标准，却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理论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朝闻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很多观点也都来自于“别车杜”的熏染和影响。这一方面，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就是早在1948年的时候，他就在日记中记载过自己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情况^①。既然1948年就已经关注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那王朝闻同时应该也会关注到别林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厘清“别车杜”与王朝闻二者之间文学理论思想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多方面考察王朝闻对“别车杜”的借鉴与转化，并进一步思考王朝闻文学理论在当下时代本土化文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一

王朝闻的文学理论之所以会深受“别车杜”的影响，首先，是他对“别车杜”文学理论的高度认同。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派别。这些派别的理论观点或者偏重于思想内涵，或者偏重于形式分析，但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它们关注和讨论的核心命题都无非是文学和生活的关系及其表现形式。在这众多的理论派别中，王朝闻之所以会对“别车杜”的文学理论情有独钟，我们可以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从外因来看，王朝闻对“别车杜”的接受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紧密相關。王朝闻文学理论生成的时间段，正好是“别车杜”在中国从引进到强化再到神话的过程。正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文艺界都充斥着“别车杜”的覆盖性影响，所以，作为文学理论家的王朝闻，自然也就会理性自觉地接受他们的影响。从内因来看，王朝闻之所以会特别推崇“别车杜”，主要是因为他和他们之间有着对文学基本问题近似的理解与看法。尽管王朝闻曾经在早期大量接触过包括罗丹、板垣鹰穗、厨川白村等人的文学理论思想，而他对“别车杜”的最初接触与学习，则是在1940年到达延安之后。但一经接触，“别车杜”就开始对王朝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既然王朝闻已经先期接受了其他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那为什么“别车杜”还能够后来居上呢？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在面对诸如文学的本质、目的与功能等一系列文学基本问题的时候，他们之间有着大致相同的理解和认识。

其次，由于与俄苏有着相似的社会历史命运，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代表人物“别车杜”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学者之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性。“别车杜”的文学理论形成于与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之中，承担着宣传革命思想的政治使命。这也就决定了其思想性与艺术性并举的突出特点。别林斯基就特别强调文学作品的思想性，甚至认为思想性之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就如灵魂之于人的重要性一样。王朝闻也同样认为没有思想性的作品不是好作品，虽然说有思想性并不一定就是好作品，但好作品必须是有思想性的。杜勃罗留波夫激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杰出剧作《大雷雨》，认为其中最出色的人物形象是女主人公卡捷琳娜，并以“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来概括分析这一人物形象的思想艺术价值。在对《大雷雨》的评价上，王朝闻很赞同杜勃罗留波夫在《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中的相关论述。不论是对女主角卡捷琳娜的评价，还是对是否应该让提郭意等人物上场的讨论，王朝闻都坚决认同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