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写作》专栏，被视为非虚构写作在国内的滥觞。十余年来，作为一种跨越文学、新闻、历史等领域的叙事文体，其诉诸的“真实性”文本特征，开掘了生活和历史的宝贵资源，使置身于互联网时代繁杂信息中的读者看到了与自己相关联的生活场景。同时，该文体因叙事的创意性和多元化，又使读者感受到了与传统新闻叙事不同的情感温度，因此成为国内不可小觑的写作潮流。不管以哪种叙事方式呈现，非虚构写作在对特定时空的人或事进行叙述，基于社会现实和史料，充实文学元素以复原读者能够理解的历史场景，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写作呈现出鲜明的历史叙事特征。

一直以来，文学、历史、叙事三者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历史与文学在叙事维度上的关联是一个重要问题。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历史作为过去发生的事情的书写本身就是一种叙事，这种叙事不仅仅是如历史记载或新闻报道般简单描述事件，而是重新梳理事情发生的过程，这种叙事模式重构中潜在的文学性质将带来伦理意图指向，叙事的自由和真实的限度呈现出良性的辯证关系。徐穆实（Bruce Humes）强调关于“他者”的写作必须要确保作品的“真实性”，并委婉表达出对李娟作品（《冬牧场》为李娟签约《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计划的作品）的疑虑，认为她对哈萨克族的呈现并未规避汉族文化视角的主观阐释^①。同样是描述乡村生活，同样写到了污染、教育、留守儿童和孤独的老人等，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里的乡村生活是破败的，而到了林白笔下的《妇女闲聊录》，乡村生活充满了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因此，为何会有叙述立场、叙述策略及乡土中国想象方式的巨大差异，如何在非虚构中实现“真实”的限度，成为必须解答的问题^②。

一

在叙事接受度方面，非虚构写作的价值认同来自人、事、情感的真实，及其对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明示或隐喻，主体经验化叙事则是非虚构写作介入现实带来情感真实的重要通道。“拥有一个经验”已经被确证为非虚构写作最根本的艺术内核。作家的主体化经验不仅起到发现社会问题和还原历史真相的作用，而且个性化的经验本身就具有书写的审美特性^③。

出生于新疆东部小城哈密的丁燕，在40岁时举家南迁至广东东莞，以南迁为时间坐标，创作诗歌和非虚构类作品。丁燕的自我评价为“极繁主义者”，喜欢澎湃而饱满的表达，喜欢将看到的都说尽说透而不留白，风格上更偏向油画而非国画^④。为了深入到工厂女孩群体中，丁燕成为工号为118的普通女工，先后在一家音像带盒厂和两家电子厂做工，住在十人间的女工宿舍内。由于年龄和技术所限，丁燕做的都是剪塑料制品上的毛刺、焊锡、打胶、打磨电子面板等没有技术含量的机械重复性工作。在《工厂女孩》的第四章“插嘴事件”中，丁燕写道“铁板向下一翻，内碟坠落桌上，铁杆收回，左移，再向下探去，吸出内碟，循环往复”，“我真想磨洋工。但是，不行……一旦机器设定好速度，便有了自己的意志，它会推着人往前走”，“我的身体像上了发条的闹钟，咔哒，咔哒，加速运转起来。我和它——20号机——融为一体”，“我作为人的特点，正在被机器抹煞，它越来越坚强，而我，越来越像它的某个零件。这是我到达这里后，最和谐的时刻”……在模式化的流水线上，每个身体摆出的姿势都被准确地设置，人围绕着机器旋转而成为无意识的附庸。在被问到“工厂三部曲”与题材类似、名为《打工女孩》（作者为美国《华尔街日报》前驻京记者张彤禾）的非虚构作品之间的区别时，丁燕用“客人的视角”与女儿“看待母亲身上的伤疤”来打比方^⑤。在张彤禾的笔下，很多打工女孩还有被“凝视”的明媚和青春，而在丁燕先后在两家电子厂和一家注塑厂打工后所形成的文本中，组长、车间主管、质量检查员、厂长，都不再是他人眼中的被凝视者，已经成为叙事主体中的“我”被描摹，第一视角与该群体感同身受并替代他们发声。

黄灯在腾讯视频《十三邀》访谈中提及，写作《我的二本学生》的初衷是书写教育产业化后教育事业与受教育主体间的命运勾连与错位。黄灯书写二本学生，她自己也曾经是“二本学生”中的一员。1995年，黄灯毕业于岳阳大学（专科），成为一名纺织印染女工，之后又做过文秘、会计、组织干事，在遭遇下岗潮后自考大学本科，此后又经历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最终成为高校教师。因为极其相似的经历，黄灯才具备了充分共情的能力，但这种曾经的经历又遭到了新的挑战，新时代的二本学生们在就业、深造、定居等人生节点所面临的境遇完全相异。林秀琴提出，非虚构写作强调叙事者在观察参与过程中形成的个体经验性，也强调关注、理解与探讨公共议题，必须在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之间寻求稳妥的结合^⑥。但同时，过度介入的个体经验某种程度上也会带来重建事件和语境时的伦理偏移，抑或是理性定见与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现实发生剧烈碰撞。非虚构真实性的限度，既是作者的预设，又是通过叙事本身的推进而不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