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读夏氏兄弟的《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台北联经，2019，以下简称《书信集》），共5卷，时间从1947年到1965年，每卷500页左右。记得出版时我对编者季进教授说：这套书信集太宝贵了，特别是对于他们二位生前的学生而言。大部分的读者都想从中得到一点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和启发，而我却被内中的另一些内容吸引着了：信中谈好莱坞电影的何其多！我也是个大影迷，能够和夏氏兄弟作一个想象的对话，谈谈老电影，不亦乐乎。此文从一个“边缘”角度切入探讨，向他们请教几个问题，并作一个初步的阐释。
我自己有一个对等的观影经验：夏氏兄弟当年看过的好莱坞影片，一半以上我在台湾也看过。1949年我还是一个10岁大的孩子，随着全家到台北附近的一个小城新竹定居，先念小学，后念中学，一住就是8年。此时济安师（1916—1965）30出头，志清师二八年华（1920—2013），兄弟二人初露头角，才华横溢。内战爆发后，济安师匆匆从北平到上海，后来又经过香港到台湾。志清师长途跋涉到美国东部的耶鲁读书，在给乃兄的第一封信中（1947年11月21日），就开始谈电影。他在赴美船上看了两部B级片：《丹吉尔》（Tangiers，1946）和《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1945）。后者是根据王尔德小说改编的文艺片，主角是一个长生不老的艺术家，后来突然变老了，文艺片也变成了恐怖片。志清师在船上看电影理所当然，可以打发时间，更是一种暂时逃避现实的方式。抗战胜利不久，解放战争爆发，逃难潮中的难民买机票、船票、火车票，也是一票难求。夏济安花了1900元——他4个月的薪水——购买一张从北平到上海的机票，让我想起《北非谍影》（Casablanca，1945）中的那个中立的维奇（Vichy）政府公安队长手持两张机票，难民争抢的情况。夏氏兄弟的书信集里似乎没有提到这部名片，我看过无数遍，一时就会情不自禁哼起片中的主题曲“As Time Goes By”。夏志清在船上看的《丹吉尔》和《北非谍影》类型相似，但远较后者为差，不值一提，故事背景同样指涉纳粹德国即将进军北非，这个战争的阴影挥之不去，为他们所处的大时代添加一份“历史的不安”。
夏氏兄弟的观影习惯似乎早就养成了。当年在上海看电影是年轻人——特别是公子哥儿——的共同嗜好，也可见当年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的商业魔力（所谓“八大公司”，我至今尚未确定，应该包括MGM，Paramount，20th-century Fox，Warner Brothers，Columbia，Universal，Republic，RKO-Radio。Disney并不在内）。在那个时代（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已经是资本主义商品全球化的表征，夏氏兄弟看过的影片数量惊人，如果把书信集中的影片罗列出来统计一下，至少有一二百部吧。尤其是夏志清，不但保持影迷的身份，而且到了痴狂的程度，在一封信中（1949年1月7日）把1948年好莱坞的十大最卖座影片和十大明星都罗列出来。这十大卖座片，我发现我至少看了8部，内中我认为最有名的一部《红河》（Red River），偏偏是夏氏兄弟不喜欢的西部片。当然见仁见智，不足为奇，令我惊奇的反而是十大明星全是男明星，叫座的女明星不多，有Joan Leslie，Olivia de Havilland，Rita Hayworth和Dorothy Malone等，现在大多被遗忘了。我曾在拙作《我的观影自传》中列举不少自己喜欢的名片。幼时看得最多的女明星是伊漱·惠莲斯（Esther Williams），她专演游泳片，露出一双大腿，可与跳大腿舞的歌舞片明星Betty Grabble比美。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男性观众看女明星的身体，是一种偷窥的行为，我个人的经验并非如此。
我的观影回忆
1949年我随全家到台湾的时候年仅10岁，在小城新竹念小学和中学，狂热爱上好莱坞电影，走火入魔，竟然时而逃课。不错，伴着我长大的也是好莱坞电影，唯一不同的是新竹的大戏院比起上海的大光明戏院显得寒酸多了。后者是上海都市文化的坐标，专演米高梅和派拉蒙的巨片，前者也演大公司的首轮名片，在我中学时代是鼎盛期，在此看過《撒克逊劫后英雄传》（Ivanhoe，1952）、《圆桌武士》）（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1953）等名片。我的英国历史都是在电影院里学的。如今大戏院变成了电影资料馆，约10年前我进去参观，主持人特别为我剪接了20多分钟的《学生王子》（The Student Prince，1954），乃我当年的挚爱。
